中图分类号：F75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6-0057-09 茶埠通常是指茶叶集散的商埠。《明一统志》云：“茶埠峪寨，在岷州卫城东十五里。”部分地区称停泊茶船的码头为茶埠①。笔者讲的茶埠特指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过程中起集散作用的通商口岸，它们是联系茶叶国内外市场的桥梁，对茶叶贸易作用巨大。学界比较关注近代中国茶埠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②。但这些成果是对单个茶埠的研究，没能反映近代中国茶埠群全貌。笔者拟从全局视角，系统考察近代中国茶埠群产生条件、整体概貌、影响作用，为今天发展茶叶贸易，建设茶叶市场提供历史借鉴。 一、近代中国茶埠群的生成条件 茶埠是联系茶叶产区与销区的纽带，主要功能是集散茶叶。这一功能的强大与否，直接决定着茶埠的命运。茶埠群形成条件具有多样性，茶源丰富、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是基本因素，政治、军事、历史、社会等因素也起重要作用。 1.茶叶资源 茶叶生产、贸易起源于中国。18世纪20年代起，茶叶已成中西贸易核心商品，开始占据出口价值首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仍然是世界市场茶叶主要提供者，日本、印度出口茶数量有限，难以撼动中国茶的垄断地位。在“西人需茶急”③刺激下，中国茶农“努力广事种植，以期供求相称”④，才能满足国际消费需求。中国茶叶内销量也很大。据中国旧海关估计，“中国茶的消费量每年应在二十五亿磅以上，这比中国输往各国的茶叶的总计还要多出八倍”⑤。受国内外茶叶消费需求的拉动，“以至要迅速发展茶叶的种植以适应面临的需要，这就够中国努力的了”⑥。在需求旺盛的强力刺激下，近代中国植茶业一片繁荣，巨大茶叶产能奠定了茶埠群崛起的物质基础。因中国茶产区“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南为贵”⑦，茶叶汇集到产区附近商埠，辗转输往各地，造成近代中国茶埠群主要分布在南方。 2.交通条件 近代中国茶埠群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位处交通枢纽，本身就是著名商埠。依托区位优势和便利交通，这些商埠又成为茶叶集散中心，崛起为茶埠。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茶埠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九江、汉口的崛起，说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对茶埠形成的重要性。 广州位于珠江口，面向南海，是古代中国通南洋、印度洋的主要港口；通过珠江及其支流，与广东、广西诸多地区相联系；翻过南岭，进入赣江，将江西及长江水道相联。早在秦汉时期，广州港就已形成。清代中期一口通商，广州港更见重要。这一局面虽是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产物，也与广州港优越位置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广州港是茶叶主要出口基地，仍然与地理位置有关。 厦门位于福建西南部，是东南沿海通向南洋群岛的重要港口。通过龙江，厦门与闽南腹地连结。中西贸易开展后，厦门是茶叶运往南洋的主要基地。有了这样的地理优势，厦门成为鸦片战争后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很快成为出口茶埠。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说：“从厦门输出的茶主要是乌龙茶，产于厦门北面120哩的宁洋，从这里到厦门有很方便的水路交通。”⑧ 福州位处闽江入海口，是福建北部主要港口。鸦片战争前，福州是西方国家采购中国茶叶的重要地点。鸦片战争后，武夷山“茶叶装小船顺流而下，四天就可以运至福州，而翻山越岭、费用巨大的、通往广州的路线，几乎需时四周”⑨，福州茶埠崛起得益于交通优势。1853年，南下广州茶路因战乱影响改道福州，到“1856年福州辟为茶叶外运的正规口岸，大大有助于运茶速度的竞争”，“并使武夷山的出产得以回转到它合理的出路”⑩。 上海位于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扼南北洋航线要冲。当时的外国人说：“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意。我所熟悉的城市中，没有其他城市具备上海那样的优点”(11)，而且“上海内地运输的便利也是举世无双的”(12)。交通运输方便，茶叶运费减少，“最好的绿茶的价格比在广州低百分之二十四”(13)，当然利于上海茶埠形成。 九江扼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循长江可上趋武汉，下至上海，区域位置优越。闽北茶、皖南茶、江西茶及部分湖南茶，汇聚九江出口，或转运汉口、上海再出口。九江成为近代中国著名茶埠。 汉口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被称为“九省通衢”。汉口茶埠形成与华中最大商埠关系密切，成为附近产区茶叶汇集中心。湖南茶、湖北茶及部分江西和安徽茶以汉口为销场。汉口还是全国最大红茶和砖茶出口基地。 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销区茶埠远离茶区，成为茶叶集散中心的很大原因也得益于交通因素。东口张家口、西口归化(呼和浩特)、肃州(嘉峪关)等茶埠，处于茶运西北、北方，销往俄罗斯、蒙古、新疆的中转点上，因而成为销区中级周转市场茶埠。 3.其他因素 近代中国茶埠群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一次次侵略战争的接连发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签订，一批批通商口岸的被迫开放，便利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文化控制。通商口岸开放到哪里，茶叶出口就延伸至哪里，茶叶掠夺就出现在哪里。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茶叶贸易从广州向上海转移。1852年，上海茶叶出口量首次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出口茶埠。1853年，福州出口茶叶。后来，厦门、宁波相继出口茶叶，这些通商口岸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出口茶埠。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在《天津条约》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基础上，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基本又成为第二批出口茶埠，尤其是淡水、汉口、九江非常重要。在此之前的1851年，中俄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取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权。第二年，茶叶经此两城输入俄国。1860年，中俄订立《续增条约》，中国再向俄国开放喀什噶尔。这三个通商口岸均为茶叶出口俄国的茶埠。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先后出口茶叶。1885年，《中法新约》签订，清政府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思茅、蒙自、腾越、梧州、龙州等商埠也先后出口茶叶，成为普洱茶、六堡茶主要出口地点。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这些商埠随即出口茶叶，其中杭州、苏州出口量较多，称得上出口茶埠。190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为商埠，这些商埠有些也曾出口过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