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城市建设内容非常丰富，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本文主要讨论隋唐手工业对当时城市建设进步的贡献，从技术层面上看，隋唐的建筑在秦汉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其特色在城市建设和寺院建筑中得到了具体体现。①但是，现在隋代的建筑已经难能发现实物，即使唐代城市建筑中保留至今的建筑物也可谓凤毛麟角，这是我们今天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最大障碍；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传世文献对于城市建筑的记载缺乏系统性，这与重本轻末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直接关系。因此，利用考古材料进行城市建设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如建造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的李寿墓中壁画所绘的建筑图，是研究唐代早期建筑的珍贵史料；②同样，敦煌壁画中保留着大量唐代的建筑内容，其中许多经变画所绘大型建筑群，被专家认为是当时佛教寺院的真实写照。③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建筑也丰富了该时期都市建筑的内容。④经过考古学家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对于隋唐时期的城市建筑有了一个大体了解。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拟就唐代手工业的进步对当时城市建设的直接影响略作论述，乞请得到专家赐教。 一、工匠培训制为隋唐城市建设提供了高水平的技术人手 手工业工匠尤其是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工种齐全的城建中的工匠技术水平高，且其技术传承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保证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我们知道的一个基本史实是，中国古代工匠的通常做法是对核心技术秘不外传，这是传统社会信息比较闭塞环境下个体工匠能够保持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基本要求。相对而言，官府在获得工匠技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即使秘不外传核心技术的个体工匠，其对于官府组织的工程来说是不存在技术保留的，即在专制社会带有强制性的一面。另外，为了使技术能够在政府组织的工程中传承和发扬，隋唐时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工匠培训制，且将其不断规范和制度化。为了保证京师的城建及官府手工业生产，隋代一开始就大规模地征集全国工匠，“王业初基，百度伊始，征天下工匠，纤微之巧无不毕集”于京师。⑥后来还不断采取没良为奴婢、集中罪犯等手段，保证这类固定工匠在军事手工业部门的生产。⑦如此庞大的工匠集中在京师从事手工业生产，因其手艺良莠不一，对其进行分类培训自是不言而喻的。唐代继承隋制，“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⑧根据官府工匠工种的难易程度，将师徒技术传授的时间定为九个月至四年不等期限，至于一些简易工种则是“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⑨为了保证这种工匠培训制的成效，当时严格规定“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⑩在培训期间，培训者(即技艺工匠)须向被培训者(即徒弟)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技艺，有关部门对此定期进行督察。不仅如此，当时在制度上严格规定被培训者所生产的产品或从事的工作要同时注明培训者的名字，实行责任连带制。这些措施保证了官府手工业大型工程质量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对于隋唐时期城建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隋唐时期城市建筑多有精品，当与此不无关系。唐承隋制，尤其如东西京等重要城市的建筑群是在隋代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一系列做法与隋代密不可分，严格说唐代，尤其唐前期几乎与隋代是没有多大差异的。 在对工匠进行培训的同时，隋唐对作为主要城市建设中的基本建筑材料的规格制订了一定的标准，以保证城市建筑质量。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礼部尚书牛弘请求依照古礼立明堂，对于明堂的规模、形制、屋宇等均有具体设计与构思。(11)后来将作大匠宇文恺(12)对明堂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设计，并撰成《明堂图议》二卷，该图“用一分为一尺”，即1︰100的比例尺来做成明堂模型。宇文恺说：“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宇文恺对于明堂的设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远寻经传，旁求子史，研究众说”之结果。他至少认真参考了以西周明堂为蓝本的刘熙、阮谌、刘昌宗三个不同版本，以及东汉建武三十年(54)无名氏撰的明堂《礼图》本。有关明堂的具体设计和模型，得到了隋炀帝的批准，“帝可其奏”。后来只因攻打高丽的战事影响，没有将其付诸实施。(13)宇文恺等关于明堂制度的考证与设计，论述详备，考证精湛，设计完美，保留了一些今天已经失传的历史文献，学术价值非常高。史称这套设计方案及模型，“丈尺规矩，皆有准凭”。(14)同时，对于都市内这样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往往会在高层一定范围内进行热烈讨论，(15)可见其慎重态度。隋代关于明堂的讨论与设计，对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明堂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其设计的基础。(16) 由此可以看出，隋代对于城市建设，尤其重点工程中的设计图纸及模型非常重视，其设计者均系饱读史书的“伎艺”者，如宇文恺即撰写了20卷的《东都图记》。(17)《东都图记》系隋代建设洛阳的规划图，其设计汲取历史上的成果经验，且集思广益，是比较成熟的设计规划，也是唐代进一步建设东都洛阳的重要依据。而宇文恺后来也成为唐代初期建设洛阳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唐初官府手工业机构的重要官员阎立德在城建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尤其在规章制度和标准制订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史书对他在主持工程建设方面的评价是“咸依典式”。实际上，阎立德在这一方面有深厚的家学传统，其父阎毘最初也是“以工艺知名”，阎立德与其弟立本均“早传家业”，这种“典式”既包括从隋代继承过来的内容，也包括由阎立德等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的程式，故其设计“时人称之”。(18)应该说，阎立德在主持工程建设中所创立的“典式”，至少汲取了历史上的传统及包括隋唐两代人的经验积累。唐代规定城市建设中的基本建筑材料方面，有严格的具体规定： 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承为之贰。凡石作之类，有石罄、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磑，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