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人大清史所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听了一天半的会，学了很多东西，尤其很多年轻学者用了很多新材料研究了很多新问题，提出很多富有启发的见解。会议提出要我们谈谈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问题，显然是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史研究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再出发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刚才青年朋友们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再出发了，我也许只能跟在后面唠叨几句。 我入经济史门四十年，踩着前辈的足迹，在前辈开辟的路上行走，一路上遇到很多的新问题，新困惑，也有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感觉经济史研究逐渐有点迷失，有点失语，自己开始努力探索，但没有做出好的成绩。近年来，看到很多年轻人努力探索新的路径，在好多新议题上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真有一种再出发的气象，令人欣喜。 所谓再出发，首先要问的是，出发点在哪里?按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思维习惯，现时的所谓起点，也就是过去的终点，或从过去走过来的路的一个中途驿站。认识起点，需要通过回望旧时路来辨识，来定位，才可以看清楚再出发的方向，才不会走了回头路还以为在前奔。 在当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大略算起来，已经走过将近一百来年。同中国历史学其他领域不一样，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是从拓荒开始的，20世纪前半期，最早一代学者筚路蓝缕，开辟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路，经过大约五代学者的努力，到今日已经自成体系。作为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经济史需要有基本的理论假设，有明确的问题指向，也需要一套有严格逻辑关系的共同接受的分析性概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背景下起步时，核心的问题来自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其基本假设是，中国虽然有古老的文明，但近代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开始的时候，研究者对中国经济是否一直停止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起来，存在分歧的看法，后来才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共识。但是，这种长期延续的共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出，打开了一个探求中国经济现代化内在动力的窗口。 由此出发，中国经济史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经济现代化为主题，具体讲就是资本主义化的问题。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表述和侧重点有很多差异，但在以资本主义经济为指向这一点上，实质是一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这个阶段集大成的成果，是许涤新和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个书名就明确彰显了这条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下，在相当一段时间研究的焦点放在一个富有争议的范畴，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由于这个范畴的提出有着很强的政治意涵，最近二三十年逐渐被搁置起来了。尽管这个范畴似乎在学术话语中逐渐退场了，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经济史研究实质上并没有走出原来的基本框架。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史研究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个框架下，无论是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地主经济问题，还是最近一些年来的近代化问题，大分流问题，都没有真正脱离资本主义发展这个核心议题。正如万志英在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一开头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做的概括，他说中国经济史过去是“through the lens of western teleologies of historial change predicated on the progress of ‘freedom’，leading either to capitalist democracy or socialist utopia”。①在人类已经发生的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自由”发展程度最高的形态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是以导向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的前提建立出来的范畴，实际上也是从资本主义的逻辑推演出来，所以，尽管今天人们冷落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说，经济史研究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下进行分析，在“自由”的进步这样一种目的论逻辑下展开。 既然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直以资本主义发展为核心，那么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假设、理论范畴、概念体系和分析的逻辑，就一定建立在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基础上。我们不仅在考察资本主义成长的历史时，使用的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基本概念，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也是从资本主义经济逆向推演出资本主义发展或不发展的逻辑，用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经验性事实中建立起来的概念范畴，来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惯性的套路已经成为一种范式。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走出资本主义萌芽的窠臼之后，寻找的新议题新方向，更是直接采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提出问题和建立分析框架。 然而，回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历程，我们也许容易忽略一个长期有点羞羞答答的面相，很多研究者其实从一开始已经认识到(或感觉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之上建立的经济范畴和分析概念，用于研究中国的传统社会，明显地不相匹配。从社会史论战时提出的“宗法封建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到后来经常以欲言又止的方式在不同阶段一再提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有梁漱溟提出的“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社会，都隐含着一种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学逻辑的潜在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认识，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还是努力提出一些命题，试图在中国经济的实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之间存在的矛盾中做出调适。“地主制经济”和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经济模式的提出，都是重要的理论探索；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从明代一直推到战国，也隐含着对中国经济史实态的认识对既有经济逻辑的背离；还有傅衣凌先生提出的“弹性”和“多元”结构的理论和梁方仲先生提出的商业与商业资本“畸形发展”的见解，也都是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提出的对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质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这种种观点太过遮遮掩掩，实际上还是要维持既有的理论模式。对于这点，我也不想做更多争辩，但我更重视的，是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前辈这些努力中获得的启示，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既有的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明显不相嵌合，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分析逻辑，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传统经济研究。 谈到这里，人们一般会把问题放在理论抽象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紧张中去讨论，但是，我想应该从卡尔·波兰尼区分“经济的”两种意义的界定去思考。卡尔·波兰尼提出，“经济的(economic)”有“实质的(substantive)”和“形式的(formal)”两种意义，“经济的实质意义派生于人类因生计而对自然和其伙伴的依赖。它涉及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进行相互交换，这种交换最终向他提供满意的物质财富”。“经济的形式意义派生于手段—目的关系的逻辑特点……如果我们认为支配手段选择的规则为理性行为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权宜将这一逻辑的变体称为形式经济学。”波兰尼提醒说，“经济的”形式意义源于逻辑，实质意义源于事实。“只有‘经济的’的实质意义才能产生社会科学用以研究过去与现在任何经验性经济时需要的概念。”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