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变化的三个阶段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最为外在且易见的表现，就是文学理论形态的转换。面对这一突出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和评估，而这种总结和评估，要符合文学理论变化的实际，符合文学理论发展方向的诉求。 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剧烈变化和转型进程，大致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反思和恢复传统文学理论的阶段；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文论资源碰撞、融会中设计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具体构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简单说，就是“复苏”、“探索”、“建构”这样三个阶段。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如果细致起来，还可以再划出一些小的阶段。 1.复杂的复苏阶段，大体是指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文革”后出现的学科反思阶段、反弹阶段，或者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恢复阶段。这个复苏，是十年内乱后社会的亟须，是“温故而知新”的亟须，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亟须。因此，在整体上它是以“为文艺正名”的名义，以恢复“文革”前的理论状况和面貌开始的，或者说，是从批判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扭曲的理论路径，还原正确文学理论传统出现的。从文学政治学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文学观，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先锋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聚光的焦点。尽管这一时期各具体的文学观念和诉求有差别，但反思、启蒙、思想解放的总旨趣和总主题，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例如，就是批判文学的“工具论”、“从属论”，也是认为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属性而忽视艺术规律，实际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也没有带来好处。当时，许多唯物史观的文学理论命题，都是受欢迎和容易被接受的。当“文革”中“左”的一套被认定为错误的时候，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犯错误之前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从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祝词》里说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207中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阶段，“人性”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一个热门话题。讨论涉及人性的具体内涵、人性的普遍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以及人的价值与尊严等问题。 由于是在“文革”后的特定时期，学术的反思集中于清除“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提倡“文学自律”就成了这一阶段的中心性口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学热”的出现、“审美无利害”的论证、“审美反映论”的提倡等，都起了特殊的作用。由此，倡导文学的“自律”，倡导作品的“审美”，就明显具有了取代“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纲主题的含义。这些提倡和追求，与抗拒文学理论中“社会—文学”模式或曰“反映论”模式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论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了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2]71但在表面上，它又很大程度上成为对文学自律传统观念的一种回归。这种具有古典精神的理论，显然有着现实的需要性，因为它确乎起到了舒缓高度政治化理论氛围的作用。 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复苏阶段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呈现出传统文学理论复原的趋势，一方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其他学说奇特混合的局面。譬如，以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康德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完成的是用康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种理论，当时就很流行。尽管这种理论在随后的变化中逐渐又渗透进一些其他学说的成分，但此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康德学说结合的痕迹确已十分明显。 当时的文学理论处在“物极必反”的状态，由于要克服过去那种只重视“外部研究”的做法，此刻要特别重视“内部研究”，所以，追求“文学的自律”便成了这一阶段普遍的倾向。 2.艰难的探索阶段，大体指198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各种学说“新潮”大量涌入的阶段，是“多元”探索的阶段、是理论急剧分化的阶段，同时也是正式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设想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不少思想是在前一个阶段中成型的，其特点是理论上不同学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面临外部环境的压力，人们大都感到落后了。“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3]242因此，为了追赶世界潮流，一齐把眼光投向了国外。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是因袭西方一些时髦名词和观念来设计自己的路径，还是坚持批判吸收立场，坚持沿着中国化的探索之路前进，就成了众多学说竞争和较量的实际重心。 例如有种意见认为，由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将人的地位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从而为以后“文学主体性”论的提出作了必要的铺垫。到80年代中后期，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线索来概括、论述新时期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是当时文学理论的主题，从“文学主体性”理论提出开始，恰恰导致文学理论走向了唯心史观、抽象人性论和非理性的歧途。在复苏阶段比较一致的文学理论趋势，开始发生分化，并产生了向几个不同方向推进的状况。 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已不再扮演思想解放先锋的角色。它一方面与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渐行渐远，一方面又开始比较集中地从理论上探寻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路。这一阶段，西方文艺学说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在此种状况下，理论家们如饥似渴地各自寻找突破，有的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掘资源，更多的则是向西方文学理论看齐。尽管理论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了解还不是完整的，但饥不择食、拿来就用、立竿见影的做法，几成普遍的风气。当然，好比医学上移植活体器官可能产生排异现象、引进一个新物种可能会遇到天敌一样，这一阶段事实上也产生了理论的“排异现象”和遇到“天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