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8)03-0001-09 生态文学是在20世纪以来全球生态危机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热点、生态主义迅速勃兴的背景下走上文学前台的，从它现身的时候起直到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思想面貌、形象特征、意蕴范畴、审美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创新姿态令人耳目一新，它的活力给低迷既久的文坛注入了勃勃生机。本文试图以生态文学的发展性为向标，对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问题进行考察。为便于讨论，先将本文阐述所依的基本认知范畴作出界定。 任何文学都离不开作品、作家、世界和接受者四个要素[1]，这些要素不是一对一的简单因果关系，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可以独立自足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系统。文学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学”，它的观照主体人是鲜活的、运动中的生命存在，因而对它的研究必须首先把它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对像生态文学这样以生态系统为旨归的文学现象，尤其应当关注它的动态过程，关注作家（创作）、文本、外在世界和接受（欣赏与反馈）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这种动态的要素作用关系就构成了生态文学的生态。笔者以为注重和引入这一视角，即把生态文学视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加以研究，对合理描述和分析生态文学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将生态文学置于作品、作家、世界和接受的动态关系中，就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特征、成就与不足、对策与展望及基础术语界定问题进行剖析。 一、生态文学的相关概念界定问题 1.生态文学的术语选择：生态文学、生态批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描绘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和关于这些作品及其创作现象的理论探讨，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环境文学、公害文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批评等术语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学术活动中，但这一文学由于历史短、理论研究处于探索阶段，所用基础术语就其内涵、外延而言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一，将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环保文学、生态文学视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例如说“生态文学或称为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包括描写大自然，描写人的生存处境，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生态灾难，表现环境保护意识，抒发生态情怀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2]，“‘环境文学’是现代浅层生态运动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结果……‘环保文学’也是如此”[3]。也有论者把这种概念看作同一所指的不同命名，如“当我们把这种文学由环境文学命名为生态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就可以提升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高度”[4]。但也有论者指出：“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自然书写等是内涵与外延不同的概念。”[3]其二，把生态批评、文学与环境研究、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视为同义语。例如：“‘生态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生态批评（或称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5]。 上述可见，我国当代文学对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分并不明确。迄今为止，欧美生态文学研究虽然先行一步，但也同样存在术语、概念运用上的不统一情形。如在美国就有称“自然写作”、“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的，其中以“自然写作”运用最广。 了解“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中“生态”(Ecological)的含义，是判定是否所属“生态文学”的前提。“生态学”(Ecology)1866年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Haeckl)提出时，是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此后格林尼尔的探讨单一生物在生物群落中地位的“小生境”(niche)概念、埃尔顿将生物群种的生存互赖性联系起来的“食物链”(food chain)概念，特别是坦斯利将大自然中所有现象与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互动关系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思想，催生了生态整体论思想。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罗尔斯顿认为，“生命生存于共同体中”(lifeincommunity)，应当懂得“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原则，在大自然中，允许存在一定程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但在生态系统中，“这种行为在冥冥之中却受到了大自然那只无所不在的、维护相互依赖的整体的手的限制”[6]。从生态思想的演化可知，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即将包括了生命界和非生命界的自然系统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对自然生态而言，对任何其中某一部分的损害绝非是无足轻重的。据此生态主义否认人有主宰自然权利的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其基本价值准则。生态文学亦应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其基本价值的文学。同时，生态文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具有工业化直接造成的环境危机的社会背景。生态文学要“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进行“文明批判”[7]。所以，生态文学应当是在现代人类活动导致生态恶化背景下形成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价值，表现人类和自然事物生存生态、反思生态危机的文学。 西方生态学者提出万物平等的生态观念，认为自然物种在本质上与人类相同，具有内在的价值[8]。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9]中不仅展现出大自然的无穷生机和魅力，使鹤唳狼嗥、鹿骨熊皮、泥泞沼泽中的芦苇、贫瘠沙乡中的野花都具有深刻的内涵，而且为人类出于自身利益对自然的破坏行为表达出由衷地感叹和忏悔之情（《像山那样思考》《沼泽地的哀歌》），对国家指导方针政策的失误进行了无情批判（《在云霄》）。这部著述的开创性贡献是提出了自然“共同体”的思想和“土地道德”的构想，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这一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重要推动力。《沙乡年鉴》以其浓厚的文学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成为生态文学的奠基性作品。但作品问世的1949年，正处在二战后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社会空前富裕、科学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水平的时期，人们还沉湎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的乐观情绪中。利奥波德的这部作品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直到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蕴涵着深厚的诗情，作品揭示了农药滴滴涕中毒素在自然生态中的传播污染过程，说明它不仅能杀死害虫，也能杀死那些食取感染了滴滴涕毒素的害虫的鸟类，并危害到食用感染滴滴涕的作物制成的食品的人类及其子孙后代。围绕对这部书的社会性争论，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对政府决策、国会立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卡森的作品是将审美特质与生活现实中的环境保护运动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第一部作品，因而具有标志性意义，标志了美国生态文学创作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