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072—07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著作《心灵与形式》（1910）和《小说理论》（1916）都是20世纪美学的重要文献。许多伟大思想家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作品，虽然不够成熟，但由于开始了建立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尝试，不仅具有多方面异常丰富的思想，而且也初步形成了将来成熟思想的框架和特征。学者们在研究卢卡奇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后期作品上，从而忽视了他的早期思想。这对于全面深刻理解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了解这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虽然研究他的政治哲学和活动、他的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在西方已经是汗牛充栋，① 在中国也屡见不鲜，② 但对于卢卡奇的《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的专门研究却异常少见。③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细致的文本分析研究，勾画出卢卡奇早期世界观、美学观形成的渊源和特点。 一 1907年12月18日，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沙龙里，正在柏林学习哲学与文学的卢卡奇和画家伊尔玛·塞德勒相遇，匆匆一面，双方都有好感。次年5月，他们相约一起到意大利旅行，关系更加亲密，进一步的发展显然是结婚。但卢卡奇惭愧自己不能接受这儿女情爱，他觉得自己担负着某种伟大的使命而注定不能享受家庭的安乐，生活与事业不能两全，因此，在需要下决心的时候，他退却了。他们的关系在秋天破裂。伊尔玛给他写了一封信，祝愿他有一个远大的前程，然后与一位艺术家结婚。1910年，卢卡奇把他第一本重要著作《心灵与形式》献给伊尔玛，向初恋的情人告别。但伊尔玛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对卢卡奇未能忘情，不久因婚姻失败等原因自杀。卢卡奇深感内疚，认为自己对女友之死负有责任。伊尔玛的死唤醒他在道德之上发现一种更高的宗教精神，他决心选择一种新的人生。1913年，卢卡奇认识了参与过俄国革命恐怖活动、患有神经质的叶莲娜·格拉本科，立刻决定把她作为拯救对象，不但经济上支持她，还把爱情献给她，并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在了解不多的情况下与之结婚，希望在此实现他在伊尔玛身上没有实现的生活与工作的合一。但叶莲娜对他的热忱和牺牲似乎没有多少深情的回应，她很快爱上一个同样神经质的钢琴家。对此，卢卡奇不但知晓而且容忍，有一段时间甚至3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明白重要的不是叶莲娜的态度，而是自己的抉择。他要无条件地爱这个人，要尽自己的可能给予并拯救她，爱在此是一种责任。1916年，在卢卡奇把第二本重要著作《小说理论》献给她后不久，婚姻破裂，他们于1919年离婚。卢卡奇完美的婚姻是1920年与葛楚德的结合，二人情投意合，从此他实现了工作与生活的统一，他把他的第三本重要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献给了她。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卢卡奇是唯一的思想与生活、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参与了差不多是历史上最重大也最残酷的党派政治，其炼狱般的经历，令旁观者和史学家们为之痛惜，但在卢卡奇本人，却是一种理智的自觉选择。《心灵与形式》的第三章，卢卡奇论述了克尔凯郭尔，这位古怪的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曾经因为使命感主动断绝了与情人的关系。卢卡奇就此写了一句著名的话：“为了使他们能变得更伟大，甚至连那些与快乐和阳光有一丝相像之处的事物都必须被禁止。”④[1]152 所以卢卡奇为了自己预感的伟大使命，愿意生命中没有伊尔玛，没有快乐和阳光。卢卡奇确实没有沉浸在日常感性的幸福和阳光之中，他从小在家庭里就是绝对的异化，与父母哥哥都没有多少亲情联系。正是在无爱的家庭生活中，他从小就萌生了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拒绝。对他的人生观影响很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索妮娅、《白痴》中的梅什金、《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等，他们没有停止在悲剧人生观上，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始终在实践着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善。《小说理论》中提出需要彻底改变整个社会，从伊尔玛到叶莲娜，意味着卢卡奇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转向乌托邦的救世主义。他参加共产党后，1920年党内对手把他留在国内从事地下活动，显然希望他被捕处死。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屡屡批判他的观点。1941年他曾一度被捕，1945年回到匈牙利后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迫害，纳吉事变后又被取消了党籍。从匈牙利革命时期坚持枪毙8个逃兵，到希特勒崛起后依附屡屡批评他的苏联，到生命的晚期仍不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卢卡奇始终无怨无悔地和党在一起。他无悔自己的选择，始终认为不管苏联共产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多大过失和残暴，但毕竟代表了他曾深刻体验过的现代人对悲剧生存的克服。卢卡奇这种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精神令人敬佩。 二 《心灵与形式》初版于1910年，由8篇文章组成，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匈牙利一个叫《西方》的文学刊物上，主要是评述诺瓦利斯（Novalis）、斯托姆（Theodor Storm）、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斯泰恩（Lawrence Sterne）等人的作品，有专门为该书写的一篇文章《论说文的本质与形式》，还有一篇论述克尔凯郭尔的文章《生活与形式的碰撞》。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卢卡奇在晚年回忆这个时期的写作时说，“我的散文时期绝不是接近当时流行的印象主义，而是使对比尖锐突出，因为归根到底我要求客观性”，这些文章“直接反对印象主义，即现代主观主义，因此，倾向于把伟大艺术绝对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