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已经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批评实践从过去的一元独秀形成今天多元共生的批评格局。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引进，当代文学批评思潮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日新月异，意识流、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诞生于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在短暂的时间里被当代文学批评界操练了一遍。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理论真正有助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呢？当下批评界，一方面批评成果多如牛毛、批评热点层出不穷，一方面批评似乎离批评对象越来越远，被纠缠在各种“大概念”、“大问题”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无心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创性建构。用学者邓正来的话来描述当下的文学批评：“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有两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首先，学术成果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大量的学术文章满足于概念运作，而且是全盘移植西方理论，表面上是关注现实，其实无非是西方理论的演绎，真正的中国现实被极大地漠视。明明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中国问题，学者们却观念先行，闭门造车，原创性的成果也就无从谈起。”①我以为，邓正来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切中了当下学术研究（包括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脉，存在的问题早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纠缠多年没有任何改观，最终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本文试图以“终结”论、“错位”批评、批评理论的原创性等问题为探讨对象，发现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根源并寻求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一、“终结”论与批评理论的移植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之中，批评界提出的所谓“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由曹顺庆提出）可谓一语破的。学界的警醒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话语的建构又是何其艰难，中国现当代理论原创性不足直接导致了这种努力的艰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步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在整体上并没有真正走向反思与建构，部分批评家依然期待西方理论来成全自己，而不是迎难而上走向原创性的努力。他们一听到西方学界的风吹草动，立马就整个拿来以横扫国内文坛，俨然以霸主自居。“终结说”就是近年来批评界最为显著的一例，它伴随着解构主义的强劲西风迅速成为当代批评的话语模式。打开一本本文学刊物，参加一个个研讨会，你总会看到、听到“终结”者们那一副副庄严的审判者面孔。“文学的终结”、“小说的终结”、“诗歌的终结”、“经典的终结”、“戏剧的终结”、“批评的终结”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措词严厉地宣布“某某”终结，造成一派“终结”话语的繁荣。面对这一种批评现状，我们不禁怀疑，文学难道真的走向终结了？批评真的即将消亡了？我以为，就像以往许多轰动一时的时髦批评一样，这不过是又一次“伪命题”的诞生，与真正的当代文学批评无关。 从“终结”论的理论资源来看。凡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终结论”并非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产物，而是西方舶来品，更确切地说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米勒、德里达等人所持的学术理论。被中国理论家拿来之后，它就迅速成为预测中国当代文学命运的蓍草。但是，从以往的批评实践轨迹不难看出，这种盲从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文学批评的任何问题。西方某一学说并非就是绝对真理，在人文学科领域里，它只不过是某学者或某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是他们在特定文化语境里体验到的现象本质。“普遍而言，每一个别存在都是‘偶然的’”；②“不管引进西方多么新异的文学观念，都是西方人根据他们的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进行抽象化，做出的系统概括。其中一部分当然是有其普遍性的，适合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但是，也肯定有一部分是与中国文学传统和现状相矛盾的。因而引进任何一种西方文论，都必须经过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检验。”；③“真理只是在和某一特定人类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我们自己的哲学就只能表现和反映西方的（区别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表现和反映现存文明状态下的西方心灵和在这状态下它对世界的概念、它的实际范围和它的有效领域。”④“终结”论只不过是某种学术派别的论断，不是整个西方学术界的认识，更不代表整个人类世界的事实。既如此，何以我们要跟在后面随声附和呢？理论的盲从实际上是持有者心灵脆弱的表现，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创造的能力，什么理论都是西方的最好，什么观点都是西方的最正确的。最近媒体上流行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所引起的“口水大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即使顾彬的言论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顾彬以自己的阅读视野和批评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实属正常。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应当打开自己的眼界，认真加以甄别后大胆取舍。 再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来看。我们不妨以“小说终结”来考察，持这一观点的批评家无非是从当代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小说叙事的边缘化得出这一结论的。那么，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理论抽象是否切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呢？首先，对于小说文体，处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评论家是没有资格对其未来的命运作出宣判。每一批评主体由于所处时代语境、所接触的客体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只可能对当下小说文体的境况做出有效判断。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批评学也不是占卜学。其次，小说在某一时期的发展并不代表这一文体的整体走势。从整个人类文学发展史来看，并非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地域都能诞生伟大的经典小说。艺术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几千年来人类艺术长河大浪淘沙的选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物理时间又算得了什么，被遮蔽的总是那些未能发出声音的时代。如果当下文坛诞生不了具有经典特质的小说，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这充其量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还不具备创作经典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时代还没有眼光发现经典的诞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以后没有好的小说面世，更不是说今天的作家和批评家就无事可做了。南帆说：“一部分批评家的素质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瓦解。这就像一部分作家的素质问题也不意味着文学的崩溃一样。”⑤与其我们忙于争论小说的“终结”，还不如对当下小说创作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出问题以有利于今后的创作。再者，如今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每年要面对少则几百部多则上千部的长篇小说，还有大大小小无法统计的中短篇小说，小说的“终结”就真正成了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