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7－0110－08 所谓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是指活跃于1923－1927年，以余家菊、陈启天、李璜、左舜生、杨效春、曹刍、古楳等人为代表，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周刊及《醒狮周报》为主要学术阵地，信仰与鼓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批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该派在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汇聚了一批知名教育家。其独树一帜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及有关实践，也对当时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只重点讨论该派的兴起、解体过程及成员考证，并兼论其对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历史贡献。至于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当另文探讨。 一、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崛起与终结 五四前后至20年代中期，受内外多种因素的驱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社会思潮异彩纷呈，新学派迭出，学术论争频起。就教育界而言，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科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新思潮大行其道，固然引人注目；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隐而复显与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出现也同样不可忽视。 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轫于清末民初，罗振玉、梁启超、刘显志、刘以钟等学人曾先后措意，但一直未成思想界的主流。20年代初，一些学者续其波、衍其流，继续鼓吹国家主义教育。1921年11月，时执教于南京高师的教育家徐则陵，即在该校教育研究会讲演《教育上之国家主义》，认为“今日之教育现状，教育无宗旨，故教材教法，都无根据。欲教育改良，须即定宗旨，以养成吾国文化，为国性之寄托。同时提倡大同主义，以救其偏。”[1] 1923年10月，北平大学教授高仁山发表《教育与国家》一文，提出“更察欧洲自十八世纪末叶以至今日，各国教育所共有的宗旨，未有出国家主义的范围者；因思各国教育之特点，又为国家之魂胆。故对今日一团散砂之中国，教育宗旨，惟以陶铸国魂为第一义”。[2] 上两文提及的“国性教育”与“陶铸国魂”，其实质均是国家主义教育。但诚如舒新城所言，徐则陵与高仁山“虽曾提倡国家主义的教育，但并不作为一种唯一的信仰竭力宣传”，对此有系统的研究与宣传的，要首推余家菊与李璜。[3](P333) 1923年8、9月，留英学者余家菊撰成《人格的动力》、《民族性的教育与退款兴学问题》、《基督教与感情生活》、《教会教育问题》等文，先后在《中华教育界》、《少年中国》月刊等杂志发表，从“发扬国民意志”、“鼓荡国民国家意识”、“排斥非国民教育”等角度对国家主义教育进行了初步的发挥。同期，留法学者李璜也发表《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国民教育与祖国观念》、《国家主义的教育》、《国民小学教师对于今日中国国家的使命》等文，强调以“国民教育”实现国民精神上之统一。1923年10月，在时长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的左舜生的支持下，余、李将已刊、未刊多篇文章汇编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种，交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他们在该书序文中声明：“书中所用名词，如民族教育，国民教育等，彼此时有出入，但其所表现的主要精神则完全一致。主要精神为何？就是国家主义之教育而已。”[4](序言) 该书出版后，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余家菊对教会教育危害的剖析与“收回教育权”口号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很能引起教育界素来留心教会学校问题的朋友之注意与研究”。[5](P106) 民治当时说，自余家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出版后，“教会学校之应否存在于中国，遂成为一问题。自然，对此问题，还有其他的远因与近因，然所谓‘滥觞’，当推余君一文。”[6] 余、李是20年代初明确主张以国家主义解决当时中国教育问题的两位学者，《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开始形成。 1924年6月，颇受余家菊思想影响的陈启天从南京高师教育科毕业，入中华书局，出任教育界重要刊物《中华教育界》之主编。他在主持该刊期间，确定以国家主义为办刊之方针，并顺应时势，积极改革，很快凝聚了一批热心中国教育问题的学者。该刊先后推出“收回教育权运动号”（第14卷第8期）、“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第15卷第1、2期）等专号，大量登载有关反对教会教育及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文章，使该刊几成为完全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刊物，每期“销行至一万五千份以上”，[5](P107) 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发行量最大、最畅销的学术杂志，社会反响颇大。同时由曾琦主编的《醒狮周报》也于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该报辟有余家菊主持的“教育特刊”等专栏，登载了余家菊、左舜生、陈启天、古楳等人不少宣传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来件、演讲与短论。在《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等刊物的影响下，1924－1926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学界声势日隆。除上两种报刊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铎》、《新教育》、《申报·教育与人生》、《时报·教育世界》等报章杂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可以说，陈启天在《中华教育界》、曾琦在《醒狮周报》的办刊实践，既使陈启天等人最终完成了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建构，也为国家主义教育学派训练了干部、凝结了人气。 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无疑是“国家教育协会”的成立。1925年7月初，余家菊、范寿康、唐瑴、周调阳、李璜、舒新城、穆济波、李琯卿、左舜生、常道直、杨廉、祝其乐、陈启天、罗廷光、成荣章、古楳、曹刍、周邦道、李暄荣、杨叔明、李儒勉、彭云生、罗承烈、舒启元、章伯钧、张鸿渐、田培林等27人共同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其成立启事中明确强调以国家主义教育为唯一的“救国之道”。该成立启事以《国家教育协会缘起及简章》为题，先后刊登在7月9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7月15日出版的《醒狮周报》第41号及8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2期三种报刊上。所不同的是，《中华教育界》所载该团体发起人总数为39位，比《学灯》及《醒狮周报》上的名单多出12位，新增的是李相勖、杨亮功、吴定良、刘乃敬、黄敬思、钟道缵、张之恺、游嘉德、齐国樑、刘拓、汤茂如及邰爽秋。根据余家菊等人制订的简章，国家教育协会以“本国家主义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进”为宗旨，设会务委员会主持会务。第一届会务委员会由左舜生、李璜、舒新城、余家菊、陈启天共5人组成。该会并下设“收回教育权研究会”、“教育用书研究委员会”、“国家主义宣传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后于1926年初又增加了“国家教育政策委员会”。该会的总部设在上海，通讯处初为“上海静安寺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号”，后改为“上海福煦路民厚南里六零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