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毛礼锐的教育史学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毛祖桓(1948-),男,江西吉安人,教育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高教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3) 王炳照(1934-),男,河北景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毛礼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其学术研究范围涉猎极广,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对教育史领域的精深细致的学术贡献,同时横贯了诸如教育学、教育论等多学科,治学领域博杂而独擅其长,堪为一代鸿儒。本文从毛礼锐独特的治学风格和教育史观入手,对其在教育史学科的史论主张、治学门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作了简略的论述与评价。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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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229-07

      毛礼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学贯中西,纵览古今,平生著述颇丰,学科涉猎面极广。于教育史之外,无论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哲学,还是比较教育、教育管理学都颇有心得,多有建树。在教育史学领域,于外国教育史,他留下了《中世纪世界教育史》的专著和研究杜威等西方教育思想家的论文。于中国近代教育史,他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史学学风功不可没。他影响最大的学术领域自然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简编》与六卷本的《中国教育通史》,多次再版印刷,成为全国师范院校的重要教材与必读参考书。他的多篇论文被收入一些教育理论界最权威的论文集,如被陈学飞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收为正文的有《汉代太学考略》,收入基本论文的有《论语教育论文试解》、《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等。被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学文集》《教学》卷收入的论文有《儒家的“教学论”初探》,收入《教育与教育学》卷的有《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和《我国学校是怎样产生的?》等论文。这些鸿篇力作当可作为毛礼锐的代表作、传世之作。

      毛礼锐的文风朴实中蕴涵着深厚的史学功力,文思以脉络清晰见长,文笔凝练让人有“无一字闲”之叹。依其自述,他在写作前必先下“厚积”的功夫,遍查史料,对问题力求通透且有新见腹稿成熟后才肯动笔,一下笔则往往一气呵成,故文章读起来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毛礼锐先生晚年在其八十多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状况下,仍不辍笔耕,提掖后进。他对晚辈、学生毫无保留、甘为人梯、尽力扶掖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他头脑中一有新鲜的想法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晚辈和学生们与大家共同研讨,反过来,别人思想中的闪光点一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他就立即加以肯定,大加鼓励。西南师大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华南师大陈汉才的《教育诗选评》,北师大程舜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史资料》等,都是教育史园地别具新意的作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有毛先生的启发和扶掖,就不会有他们的新作。他晚年多为别人的专著作序,点评精到扼要,常见新意。毛礼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并在一生孜孜不倦治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和教育史学观。

      一、“史论不分家”

      毛礼锐一向主张史论不分家。他认为教育学与教育史是不可分割的,他举例说,苏联教育科学院就把教育学与教育史放在同一个研究室中。进而论到,教育学以论见长,但离开了史,教育学的每一个范畴,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思想流派,其来龙去脉就无法弄清楚。而教育史以史见长,但离开了论,教育史的研究就会迷失方向,舍本求末,不得要领。总之,正如他所说,“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资源”,“任何一种科学都有它的发展历史,任何教育科学的一条规律,都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一贯坚持两个主张:

      第一,教育史与教育学要学科交叉、互相学习,研究教育史的不可忽视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研究教育学的也不可轻视教育史。在他的影响下,北师大六十年代初第一次举办研究生班的时候,教育学研究生班的课程设置中包括了大量教育史的内容,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学生也要系统地学习教育学理论。

      第二,在教育史的研究中,要努力做到史论结合。他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他自己治史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毛礼锐在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儒家的“教学论”初探》一文。该文的标题用了加引号的教学论一词,颇有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中的深意正如文中开篇所说,“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儒家……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儒家的‘教学论’是很出色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居于优先地位,我们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还应该继续研究,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以及现代教育心理学的成果加以论证和发展。”本着这一思想,毛礼锐在该文中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就事论事,而是尽量站在教育科学的最新高度去重新审视儒家的教学思想。他把儒家关于教学过程的教学思想概括为“学—思—行”,认为儒家在教学实践中找出了教学过程的许多矛盾而又求这些矛盾的辨证统一,例如教与学、师与生、学与思、温故与知新、知与行、兴趣与努力、个性差异与个别适应等等。他认为儒家根据这些矛盾所提出的许多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验证,而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暗合的,有些也与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作出的结论暗合的。”他在介绍儒家“及时施教”教学原则的时候,就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的理论以及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基于皮亚杰的理论所提出的只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就可以把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本概念教给比传统年龄小得多的儿童的观点结合了起来,并指出究竟什么时候施教才是“当其可”,才算“及时”,这是要继续进行科学实验与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课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在中小学课程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强调了科学性却忽视了教育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未实现改革最初的一些设想,这一事实也说明毛礼锐的见解是深刻的。文中类似的地方还有一些,比如在介绍儒家“由博返约”的教学原则时和现代教育心理学家勒温的“力场说”作了比照,等等。从文中可以看到,儒家揭示了教学论的一些基本矛盾,基本命题,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人类对这些基本矛盾、基本命题的认识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却永远不会穷尽对真理的认识。从古人的智慧中今人可以得到启发,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古人的学说也会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把握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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