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9-0003-13 一、印刷技术与19世纪初中英两国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812年，伦敦传道会派遣米怜到中国传道，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印刷中文版《圣经》。当时，英国已经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但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家活字印刷厂——中国仍然在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中文书籍。米怜考察了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两种生产方式，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文这种象形文字来说，活字印刷是一种不经济的印刷方式。[1] 米怜的分析来自三个方面。(1)活字印刷的铸字成本。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需要铸造26种字模(为了计算方便，先忽略标点)；中文常用字有几万个，要把中国文字铸造成金属活字，铸字的成本远远高于字母文字。(2)排字工的生产效率。每排一个字，英国排字工是在26个字模中选1个；中文排字工则是在数万个字模中选一个。中文字模经常摆满一面墙，甚至一个房间，排字的工作效率太低了。(3)劳动力成本。中国雕版的刻工很多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包括女人和小孩，他们唯一会做的工作就是按照原稿的样子进行刊刻，工资极其低廉。要把这些文盲刻工培养成能认识、区分数万个汉字的排字工人，培训的年限、投入的成本巨大。而且，一个能识别上万个汉字的中国人，最好的出路是参加科举，而不是从事排字这种简单劳动。综合几方面的因素，在当时的情境下，就中文图书印刷而言，雕版印刷更具有成本优势。[2] 尽管如此，米怜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雕版印刷的不足：由于生产周期长，雕版印刷“似乎不适合印五花八门的临时印刷品”[3]。这类临时印刷品包括招贴、方志、告示，以及新闻等。当然，也不支持现代报纸——这种每天、连续出版的“临时”印刷品——的印刷出版。 米怜对这两种印刷方式的比较，在我们眼前展现了19世纪初英国、中国两种全然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 19世纪初的英国，早已普及了活字印刷技术。英国第一个活字印刷厂是卡克斯顿于1476年创办的[4]。1621年，英国最早的报纸《每周新闻》出版[5]；1665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创办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通讯》[6]。机印书、日报、学术期刊共同营造出一个学习知识(经典图书)、获取消息(报纸)、分享新观点(学术期刊)的社会传播图景。在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下，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阅读物数量，英国知识分子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数量、内容、新思想的交流平台等，跟当时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社会传播环境，对于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对于科学创新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进化论的提出、电报和电话的发明，都出现了两位以上研究者争夺发明权的现象，就说明了信息传播、思想交流对激发新思想，推动创新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反观19世纪初的中国，图书出版仍然沿用公元9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由于图书出版效率低、周期长，当时的出版物主要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四书五经”等图书，供参加科举的学子们使用。精研古典图书属于一种向古人学习的时间“纵向”维度的知识消费行为。由于缺乏日报、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无法进行“横向”维度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交流，当时的中国如同一坛“死水”，缺乏生长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土壤”。假如我们借“上帝之手”把达尔文从19世纪的英国“拎”出来“放”到19世纪的中国，在这个“死水”一般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他很可能也会去参加科举考试，头脑中绝难出现“进化论”的思想苗头。 19世纪初中、英两国这种完全不同的传播生态图景，对于两国近代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等，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有资料显示，17世纪伦敦男子的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全国平均识字率达30%[7]。过了300年以后，到了20世纪初中国才“废科举，兴新学”，开始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到20世纪中叶的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还在80%以上[8]，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对两个国家教育、人口识字水平带来的影响。 对19世纪初中、英两国社会“传播生态图景”的简略横向比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印刷技术所构建的“社会传播图景”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对近代两国教育发展、人口识字水平差异的解释力。进一步，如果我们把“社会传播图景”这一分析，运用到教育史的纵向时间维度上，通过比较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传播图景”，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教育史分析框架呢？ 二、现代传播革命与历史研究的变革 (一)史学研究的危机和媒介技术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危机，史学研究典范遭遇动摇，历史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范式变革。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王汎森教授在一次专题讲座中[9]，对19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回溯和分析。 按照他的梳理，19世纪出现的兰克史学典范，在20世纪遭遇颠覆，挑战主要来自历史学以外的领域，例如福柯等哲学家，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其他学科门类。受这种思潮的影响，20世纪历史学的研究出现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年鉴学派提出研究历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还应有长时段、中时段的思考。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甚至认为，历史上的事件和人都是泡沫，最重要的是结构[10]。这种整体史的研究观念对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是20世纪最后20年，这次当红的是新文化史。新文化史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许多我们研究的经典在当时都不是经典。所有的领域，包括性别、身体、疯狂或正常、有罪或无罪的看法，都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都随时代和社会变迁而变化。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视野从宏大进入到微观，从大历史观念进入到小历史的视角，出现了日常生活史、阅读的历史、妇女史、身体的历史、历史叙事研究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基于大数据研究的发展，《历史学宣言》呼吁重回“新的长时段”[11]，数字历史[12]、历史动力学[13]、地理学与历史学未来[14]等新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出现，一批生物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等跨界进入到历史研究领域，他们把人类历史乃至于世界看作是一个受复杂因素影响的、动态变化的整体系统，试图通过广泛收集各类历史数据，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研究和发现历史变化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