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8）07-0079-09 一、“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 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各界弥漫着“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所谓“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是指在产业属性认定上，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消费、一种社会福利，只具有消费性，而不具有生产性；在教育的哲学性质认定上，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教育的发展依附于经济基础，只有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回头发展教育事业；在社会发展序列上，与恢复生产、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问题相比，教育应放在次要地位；在财政预算上，教育和教育支出被边缘化，在与其他事业（产业）争夺资源的博弈中淡出。 （一）“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之表现 第一，在国计民生的安排中，教育被不断边缘化。建国之初，政府把恢复经济工作、发展文教事业摆在首要地位，打算走调整经济、完善政治制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协调一致的路子。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后，财政收支部署方案调整为“战争第一，市场第二，其它第三”[1]。教育自然属于这“第三”之列，处在被削减的范围之内。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要求“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2]。在此，排在首位的是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只能身居其后处在边缘地位。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重工业放在首要发展的地位，教育支出被看作是消费支出，被放在了削减、压缩之列。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奚若表态：“如果再增加教育经费，那就势必要削减工业建设的投资，就要推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度。……文教事业应当在也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进行。如果削减经济建设的投资来发展文教事业，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3] 这里集中反映了当时“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在教育与经济二者之间，首先要照顾的是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教育的发展。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出现的这一苗头，在以后“二五”、“三五”、“四五”计划的制定中被凝固化了。这基本上决定了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教育投资政策。 第二，经济困难时，教育和教育经费成为首先被削减的对象。为了确保经济的发展，一旦出现政府财政状况不景气的时候，教育总是最先被压缩，而且压缩幅度很大。1961年，国家财政非常困难，财政部党组在《关于当前财政情况的简要报告》中，建议当年行政费在年初指标基础上削减10％，卫生事业费削减20％，教育和其它各项事业费削减30％。为“保证完成削减教育经费30％的任务”，教育规模被大大压缩[4](P1054)。1962年2月26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做了题为《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提出“行政、文教事业费用，在财政上削掉几亿元”[5]。同年4月2日，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解决财政困难的五点补充意见之一就是削减文教、科研部门的开支[6]。4月21日到5月中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1962年继续压缩教育规模，削减教育经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减少了很多。 第三，与经济发展、国防安全有直接关系的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取得了比教育更为重要的地位，而与之同样有重要联系的教育则被置于相对较低的地位。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能辩证看待教育和科技之间的关系，降低了教育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科技重于教育”的思想。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邓小平提出“党的领导干部要为科学家服务”[7]。可见第一代领导群体对于我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的发展极为关注。相反，把办教育当成是群众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办学）经费要依靠群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可以部署，国家不给钱，发动群众办学。如果钱还是不够的话，可以募点捐。”[8] 在科技和教育鲜明的对比中，教育处于弱势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在这种思想的长期指导下，一方面我国迅速发展起了“两弹一星”，在某些领域能与其他国家一较短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盲众多、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必须依靠教育，没有扎实的教育作基础，科学技术就无法长远发展。 （二）“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之成因 第一，经济发展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教育的渴求是其根本原因。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底子太薄，物质积累太少。新生政府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医治战争创伤，肃反剿匪，还要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的正义事业。在经济发展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当时的财政开支浩瀚，要支撑教育的发展是极为艰难的。这就引起了制度供给不足与社会需求巨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发展教育还是要发展经济？中国选择了后者。 第二，“不平衡发展论”是其哲学原因。如果说前面着重从经济方面解释了“先经济后教育”的教育财政思想的形成，那么，在哲学层面，“不平衡发展论”则是教育财政思想形成的深层原因。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技术革命时说：“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9]。在建国后大干快上、大搞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时期，这一观念很有群众基础。任何与之相冲突的“两点论”、“均衡论”、“按比例协调论”都会遭到批判。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威望的不断提高，这一观念上升成为“不平衡论”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各方面（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理论支柱。 第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历史上，教育一直被认为不能与经济发展平起平坐。孔子关于“庶、富、教”的思想早已溶入传统帝王的治国方略中。历史上，因灾祸、因战事而废学的例子举不胜举。“救死尚且不殚，奚暇治学”的说法，在建国后仍然很有市场。还有，中国长期实行一切以苏联为师的政策，苏联先发展经济后发展教育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模范，并演化为中国的治国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