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8）06－0023－04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对欧洲的历史抽象，是一个与政治合法性有关的概念。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公共领域首先可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1]，是指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社会成员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共交往场所。它既担当着形成拯救“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角色，又在不同的时期进行着结构转型，其基本特征是公共舆论。在理论的传播和概念的旅行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内涵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公共领域最关键的特征，即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坚定批判没有改变。依据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判断，在本文中，教育改革的公共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教育决策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空间，它是一个讲坛，一个在这里民众可以就他们的有关教育的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辩论、批判，进而对教育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场所。这个场所区别于国家和政府的代表机构，它起着沟通作用，同时，也是生产和传播对教育改革相关决策进行质疑的话语的场所。对当下的教育改革来说，公共领域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又是一个诉诸于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2]。本文试图立足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沟通与批判的双重取向，考量当下的教育改革实践，追问建构为教育改革服务的公共领域的困境、可能与出路。 一、教育改革公共领域：困境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生成条件有四个方面：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传播媒介、具备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公众。结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生活和教育改革状况，这四个条件还处于严重的发育不良状态。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还处于一种发育不良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困境。 1.国家与社会：分离中的一体化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形式，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家国同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教育领域多次发生类似“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的对民间舆论的打压事件；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的一体化政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总体性社会格局有所变化，国家与社会实行了有条件的分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相比，当下的社会无疑在许多方面已经具有了自治的力量，相对强大起来。然而，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还只是初具雏形，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即各种社会组织、中介力量、第三部门等，由于历史、现实、法律等方面的原因，也呈现出规模小、分散化的特点，而且大多与政府都有着某种关联，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并不存在。 2.传媒媒介：意识形态下的舆论监督 在当下的中国，大众传媒与新闻出版事业更多是由国家主导的，公共领域呈现出很强的国家主导特性。从早期来看，传媒体制为公有制性质，采取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了改革，逐渐将传媒业推向市场。然而，在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集团化的过程中，传媒业始终强调“四个不变”，即报纸、广播、电视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这四个不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闻传媒的自主性，限制了对国家教育改革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批判力与监督力。 教育改革的公共领域强调的是对教育改革措施的合法性批判，而当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都采用党管媒体的运行模式时，社会的批判力量就会无处释放。建国后，政府对传媒功能的定位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相对忽视了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服务功能等其他方面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众媒体开始初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有人说，当下的媒体监督正逐渐进入“问责”和“维权”时代。然而，这种“四个不变”下的媒介是很难担当起对所属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监督功能的，“问责”和“维权”的公共空间还相对有限。 3.知识分子：独立中的依附 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使国家包揽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国家成了一切的来源，传统的知识分子多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依附于统治者，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大量的中间阶层的出现，为知识分子的队伍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然而，这些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人，他们在体制内获得了良好的生存，即便他们不在体制内生存，也与体制内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直面一些教育事件与改革冲突时，他们无疑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取向。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不顾社会的公义与公正憾然捍卫自己的利益。 人是自利的，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尤其明显。中国公共领域主体构成应该会经历一个从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再到普通民众的发展过程。就目前而言，精英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种精英立场，底层情结、道德激情与批判意识还相对较弱。 4.公众：政策消费下的失语 对教育改革的公共领域而言，其主体应该是具有沟通技巧、抵制能力和批判潜能的受教育的公众。这些是私人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公众的准入条件。从我国公民目前的受教育水平来看，有能力参与教育改革讨论与交流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教育改革与每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国家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政策本身都会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当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参与讨论、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与意识是相对较低的，他们更多成为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他们的反抗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长期的不出声或无法出声后，社会公众往往会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奈，以一种政策、文化的消费者自嘲和自居，对教育改革的相关决策进行讨论与争辩的可能性与意识性被压抑下来，社会公众越来越被社会诱导成失语的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