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为我们理解生活中的各种教育现象提供了学术基础，但是，教育学本身由于理论体系尚未完善，研究方法也不够成熟，其自身是否可以称为一门学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2][3]。因此，发展教育学研究方法是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沿袭自社会科学的教育学研究方法由于对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尊崇，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首先，从真实的行为环境中人为地析出某种变量，从而得出的应用型理论的普遍性意义受到质疑；其次，为了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刻意地将价值和理性分割开来，却因此导致在社会科学知识的推广过程中忽视价值的作用；另外，由于方法论的限制，教育学研究中需要建立严格的试验环境，因而形成的研究者单边控制行为情境的现象会导致结果偏离现实。在纷繁的教育学现象中，除了适合用定量研究方法考察的事实问题之外，更涉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价值判断的价值问题，而这一类问题就不适合全部采用技术理性为基础的量化研究方法。 在关于方法论的诸多讨论中，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应用于某个学科的某种研究方法往往并非这个学科独有，而是由诸多学科或者领域共享。教育学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视角看待教育现象，已经比单纯的定性、定量方法之争更为重要。 法国社会学家布东根据一些经典研究，划分出社会研究的三个主要层次，即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宏观研究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侧重从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整体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中观层次从群体结构和集体行为入手，直接考察实际的社会单位，如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和社区；微观研究从个人或小群体入手，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会交往来发现社会行动的意义、特点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当前的教育学研究既不缺乏宏观层次的教育学理论的“宏大叙事”，也不缺乏微观层次的教育心理学课题，唯独缺乏从群体视角入手讨论学习者行为的研究。 本文将从知识论和学习论两种视角出发，探讨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以及学习科学的共同体研究对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一、知识论视角：隐喻研究 对隐喻现象的早期研究集中在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隐喻定义为名称之间的“转移”：“隐喻就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性词的转移，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用于另一个事物，要么从种转向类或从类转向种，要么根据类比关系从种转向种”。隐喻表达式为“A就是B”。到19世纪，柏拉图学派学者认识到隐喻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认识机制，既反映了语言的本质，又反映了人类的本质。20世纪30年代，理查兹和布莱克等人用互动理论发展了隐喻研究，提出了“隐喻是一个概念图像”的论断，使得隐喻研究从此进入了认知语言学领域。1980年，美国生成语义学家莱柯夫和英国哲学家约翰逊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概念隐喻”的理论，指出隐喻是喻源概念通过认知“投射”到目标概念的过程。他们的研究从哲学角度出发，就此摆脱了传统隐喻研究的修辞学窠臼。近年来，隐喻语言已经从语言学领域扩展为哲学、社会学和认知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对象。语言学学者对于隐喻现象的关注在于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而教育学学者也试图对隐喻的教育学意义重新定位，呼吁隐喻语言在教育中的回归。 隐喻是一种认识机制，既反映了语言的本质，又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本质。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直接产物。人类的思考和认知过程是通过语言完成的，因此如果说认知是隐喻性的，语言也是隐喻性的。学习新的事物必须通过对已知事物的联系才能完成，因此隐喻内容决定了人的知识内容。隐喻在思维和知识传递中起重要作用。由于大多数的概念都是通过另一概念去领会和理解的，语言理解总是通过另外一些话语来理解一些话语，因此所有的概念都具有隐喻的属性，而所有的概念体系也都以隐喻为基础。例如用太阳系的结构来解释原子的结构的隐喻("An atom is a solar system")。又如，人类对“电”的实质的正确理解来自于“电流”一词，而这种定义正是以隐喻为基础的。 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4]，即默会知识。隐喻也是表达默会知识的方式。举例说明，人们可能会发现描述一座山的形状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当“猴子探海”这一隐喻脱口而出时，就能够形象地表达说话者对于某座山的特点的描述。隐喻的发生常常是突破原有的思维和语言模式的新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尤其适合于对默会知识的传递。 托马斯·库恩以科学史上著名的事件证明，科学的发展是由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这个过程是革命性，而非累积性的。科学发展中新旧范式之间的冲突与隐喻中目标域与源域之间在语义或者是语境上的冲突类似。人们通过对新旧范式的比较接受新的范式，而隐喻的理解也同样是通过比较完成，理解隐喻就消除了原有的冲突。 科学的传递方式也具有隐喻的特点。一旦某个人接受了科学共同体的习惯范式，就会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样，只有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共同使用某个隐喻。
科学发展的隐喻式过程 基于库恩的“范式”观点，一个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之间的交流往往基于某种特定的学术语言，此外，如果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观察事实或经验，科学家也常常用隐喻语言进行表达以便于其他科学家理解。而新的科学理论只有为科学共同体所理解和接受，才会被纳入人类的知识体系。因此，知识的发展必须依从于以隐喻为基础的词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