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8)03-0014-06 后现代思潮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浪潮，它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即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体中，在二战后与母体分裂，对其评价可以说是毁誉交加，但是现在它却影响着西方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后现代思潮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成长期后，越来越显示出其思想的力量，对20世纪后半期乃至现在的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科学研究领域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原有的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受到了质疑，相应地，建立在这些哲学基础之上的方法与方法论也遭到了质疑。进一步地说，后现代思潮推翻了原有科学研究的逻辑思维，建立了符合后现代思潮要求的逻辑思维。比较教育研究同样经受着后现代思潮的这种洗礼。 一、后现代思潮对普遍主义的批判 普遍主义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形成的基础。在普遍主义的影响下，寻找普遍的教育经验与规律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实证的方法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归纳性思维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逻辑思维。虽然普遍主义是比较教育研究，甚至其学科成立的重要哲学基础，但是，它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与制约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是不断受到挑战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20世纪上半期历史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扎根与成长。可是，历史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挑战是不彻底的，这导致了二战后普遍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再度兴盛，表现为追求普遍性、确定性真理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时至20世纪末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不断发展与成熟，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普遍主义再次遭到批判与打击。 （一）历史主义对普遍主义的冲击 追求普遍性与确定性是理性主义者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尊严和高贵源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知识；自然界有合乎因果法则的秩序，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认识和征服自然；相信凭借理性可以建立一个正义、自由、平等的“千年福祉王国”。[1]普遍主义以世界的统一性、人类认知的一致性为基础，向人们预设了这样的一些前提假设：世界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各类事物都各有相同的本质，相应地，人类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世界存在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普遍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寻求事物之间的普遍性本质与规律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比较教育研究最初的发展即是在这种普遍主义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在普遍主义作用下，寻求各国教育的共通性、寻求各国教育之间的规律性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比如，比较教育研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借鉴他国成功经验以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这种以借鉴为目的的比较教育研究即是以本国教育与他国教育之间具有共通性与同一性为前提假设的。在这种普遍主义的前提假设下，寻找、证实各国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便成为比较教育的主要任务。比较教育学科成为一种实证性的学科，正如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指出的那样，“把事实和观察结果收集起来，并将它们制成分析图表，使之互相联系，便于比较，从而演绎出一些原则和明确的法则，以便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的科学。”[2] 然而在现实中，本着普遍主义原则进行研究的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却遭遇到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方法的简单化之间的矛盾。这时，一些比较教育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物，并不能简单被寻找到存在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各国教育间的普遍性规律，教育研究必须考虑具体的历史因素。因此，历史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比较教育研究者的重视，并于20世纪上半期发展成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主导性思想。如这一时期的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提出了“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思想；康德尔提出了民族性的概念；汉斯则构建了因素分析法。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相对论思想被注入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当中，这对普遍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不能否认的是，历史主义虽然含有相对主义的思想成分，但是它却并没有彻底摆脱普遍主义的影响。“历史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是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来理解教育。但是，他们又都是普遍主义者，因为他们把从个别的背景和历史起源中得到的教育观点看作是对处于其他背景与起源的教育的一种概括。”[3]可见，历史主义虽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打破了普遍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但是，由于它并没有彻底摆脱普遍主义的影响，因此，历史主义在促进比较教育研究发展方面的局限性越来越凸显，以致使得普遍主义卷土重来，以更猛烈的势头影响着比较教育研究。 （二）后现代思潮对普遍主义的彻底批判 二战后，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普遍主义思想又重新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地被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以确保对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真理的追求。从20世纪中期开始重新崛起的普遍主义，由于得到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支持，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首先，在这一时期内，比较教育研究开始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范式，如贝雷迪提出了“描述—解释—并置—比较”的四步法；霍姆斯提出了“问题的选择与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相关因素的鉴别与验证—预言”的问题法。其次，大量的科学技术和量化手段被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如诺亚和埃克斯坦对计量方法的引入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假设—验证”模式对量化数据的倚重等。然而，普遍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重新兴盛，并不代表它将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事实上，在进入20世纪后期时，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这种普遍主义思想再次遭到严厉的批判，甚至否定，而这种批判即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