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北宋著名道教学者，字太虚，师号真靖，自称碧虚子，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生平事迹主要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和《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一。“自幼读书，至老不倦”，尤其喜爱老庄思想，“凡道书皆自校写”，积日穷年[①]，除著有《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十卷》、《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外，还集成《老子西升经》，“将示同学，使昭昭乎见古人之大体”[②]。宋神宗闻其名，特召对天章阁，累迁至右街副道录，赐号“真人”。从此，四方学者从游者众。后归庐山，卒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陈景元在解注老庄中，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且建构了一个承认差异、明辨真伪、倡导中正、力主兼容的颇具特色的道家道教教育哲学体系。 一、人从道生、禀气而别的资性差异论。 陈氏的教育哲学的建立是从对受道资性的考察开始的。他认为，一方面，道人同源——人及万物均是天地之母“道”的产物。从同类相感的角度，很自然就可以得出，人受道化，自然而然。因此，教化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由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特性所决定，人也会因先天之禀道气的清浊厚薄而形成学道、受教的“资性”上的差异：“气之相生，同资于道；随所禀受，名色有异”，“其心清者正而善，其识浊者邪而恶。立行既异，志性不同，故各自生意因”[③]。这种资性的差异正是陈氏建立其教育哲学体系的根据，也是他用以阐发其辩证的教育思想的前提。 为此，陈氏或把人分为至人、圣人、学人与俗人，或分为“为道学者”与“为俗学者”，或分为上士、中士、下士。认为，至人是自然得道者，圣人是教人学道者，学人是以学而入道者，俗人是因俗而离道者；上士能达道之妙而返朴归真，中下之士则只能行道之徼而迷途难返。 正是因为人的资性存在差异，因此学与教就应该坚持“合于自然涯分而无过溢之谈”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做到“量材授职，不伤性分”、“小大止足，各当其分”，以自然资性的多样性，去点缀人类世界的丰富性；在多样的差异中，创造一种教育效果上的和谐与均衡。 二、真与俗反，邪同正异的教学观。 陈氏立足资性存在差异，是为了强调要顺从自然，弗违其性，并由此把学、教之道明确划分为真学、正教，与假学、邪教，指出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 1、是否做到“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学也”的“绝学”。 陈氏把真学又称作“绝学”，认为，所谓“绝学”，并非指绝而不学，而是指“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学也”，即按照大道之造化，服从大道之总体设计，保持自我的天真自然之“资质”，通过关注自我，发现自我，挖掘自我，达到回复本我。因此，“绝学”是指为回复本我而作出的与俗相反、与道合一的举措，具体是指：（1）善人之所不善：“常俗小人所好者有为，怀道君子所好者无为”；（2）喜人之所不喜：“人皆悦于声色，我独悦于无声”；（3）乐人之所不乐：“人皆爱于名利，我独忘于名利”；（4）为人之所不为：“人皆作憎爱，我独作不憎不爱”；（5）信人之所不信：“人皆信邪，我独信正”；（6）行人之所不行：“人皆行恶，我独行善。”[④]唯此，才可做到学而独立，在为学中找到个人恰当的位置和独特的方式，从而使本真的自我得到彰显和阐扬。 相反，假学之流以“务外学而失分内之真性”为特征，由于“心欲速达”，不惜“垂首刺股”，“映雪聚萤”、“跨步夹物”、“举踵而望”。虽“才力劣”，却“欲超略胜人”，其实质在于，“所趣不过虚名”，“所逐止存浮利”，其结果“有若延颈举踵，何能久立乎”[⑤]？ 可见，在为学的态度、目标、方法上，真与俗反。 2、是否做到“因循无为，任物自然”的“不言之教”。 陈氏以“不言之教”概述了“正教”的基本特征，认为，所谓正教，就是教人以正，即“因循无为，任物自然”，“使长短广狭，大小多少，各尽其分而不损其自然之材器也”[⑥]。因此就需要立“不言之教”。 所谓“不言之教”，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指身教重于言教：“圣人圣天道之自然而谨身节，则伤容仪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⑦]圣人的身体力行，就是一种无言的教化。其二，指简易、通俗、易知易行的教化。陈氏认为，“大道甚责……平易无往不达”[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⑨]所以，行不言之教，“并是无为、分内、简易之道。言则不繁，行则不劳，是易知易行也”[⑩]。其三，指“以道辅翼”，顺性而化。陈氏认为，清静无为是“不言之教”的精髓，无为而无不为则是“不言之教”的宗旨。虽为“不言”，却要达到“教化”的目的；虽为教化，却又自然而然，不见其迹痕。因此，一方面要做到“因人贤愚，就之职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从而“任其材器，使之圆曲直，不损天理”(11)，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则又应顺其自然以“辅”之：即顺善而辅之成善，迁恶以改之为善，“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可见，“不言之教”既上承天道的清静无为，又顺应民情而因物化性，是“正教”也。 与此相反，所谓邪教，则以“失于自然，专任有为”(12)为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违背自然无为规律的“削足适履”。其二，以其迷迷，误人子弟。陈氏认为，“才辩始可传言，聪慧方能宣法”(13)。“而迷惑之徒谓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与人，因相传授，岂不大惑哉？”(14)可见，“师既自迷，焉能解惑”(15)？其三，教人以邪，背道而驰。陈氏认为，人心既有顺逆之别，为行既有善恶之分，为教就必然有正邪之异：“坦荡君子，教人以正，故曰正言；嫉恶小人教人为邪，故曰邪教。”(16) 显然，真学与假学，正教与邪教，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是顺其自然，还是造作人为。因此，要改邪归正，超凡脱俗，就必须始终坚持“自然无为”的中正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力求兼容融通；在追求均衡和谐的同时，倡导个性的发扬与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