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53(2007)02-0038-04 一、媒体教育产生的背景 媒体教育是20世纪30年代首先从欧美兴起，而后在全球推广的一种教育思潮。就其名称而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称为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称为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关国际会议和声明中采用“媒体教育”这一术语，[1] 本文也使用“媒体教育”这一术语。总体来看，媒体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20世纪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状况息息相关。 一方面，20世纪电子传媒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引发了传播史上的革命，这是导致媒体教育产生的外部和直接原因。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借助逼真的图像、震撼人心的音响和宏大生动的场面刺激人们的感官，在主宰人们休闲时光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和行为方式。在教育领域，除了教学手段的更新换代，更有教育关怀对象——儿童的代际更迭：50年代的电视时代，80年代MTV和电子游戏时代。90年代“后MTV”和成人电影时代，90年代中期的数字时代。现在，学生从婴儿开始就与多媒体、电子游戏、数字玩具和互联网等新媒体一起成长。[2] 另一方面，20世纪普遍的文化危机与文化焦虑是媒体教育产生的内部、深层原因。20世纪，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使人的创造性得到空前发挥，人类生存境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由物质匮乏引起的经济冲突和政治压迫得到了缓解，但人性并未获得真正解放，相反却开始沦为人造物的奴隶，人性的物化与异化日益突出。[3] 20世纪后半叶，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大众媒体文化越来越标准化、单一化、商品化，大众丧失了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物质商品极大丰富、消费欲望无限膨胀与人们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的失落形成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文化危机和文化焦虑。 这种技术担忧和文化焦虑，激发了发自人类实践本性的文化反抗。社会理论界纷纷寻求解除“文化压抑”的途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社会理论流派对大众传媒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反思，为媒体教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欧美媒体教育的主要理论模式 考察欧美媒体教育的理论模式，我们发现其大致经历了20世纪30至40年代萌芽期的防疫与甄别、刺激——反应模式，50至60年代初步发展期的使用与满足、文化研究与流行艺术模式，70至80年代迅速发展期的教养理论、屏幕教育与解密意识形态、设置议程理论，90年代，媒体教育呈现多元化趋势，以多维能动受众理论为代表的多元文化、多视角方法成为主流模式。 (一)萌芽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洲大陆萌生了媒体教育思潮。1933年，利维斯(E.R.Leavis)等人首次对学校媒体教学提出了系统建议，这可以看作是媒体教育的历史起点。[4] 利维斯指出大众媒体正在用肤浅的娱乐代替伟大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念熏陶，有必要实施媒体教育，教会学生甄别并剔除低俗的大众媒体文化，抵制媒体的商业操纵，认识和接受“高雅文化”崇高的价值观念，其核心观点是“文化保护”，即保持本民族文化遗产、语言、传统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 1.防疫与甄别(Inocul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20世纪30、40年代，英国媒体教育的主要模式是“防疫与甄别”。它把媒体看作社会诸种不良影响的罪魁祸首，指责媒体“腐化了一代人”，认为缺乏辨别能力、易受媒体影响的青少年儿童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受害者，媒体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甄别能力”和“批判意识”，教会学生自觉抵制大众媒体文化的腐蚀。[5] 主要方法是给学生“打预防针”，以防他们受大众媒体文化的毒害，其策略是区别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宣扬传统精英文化或民粹，排斥大众文化，引导学生赏识经典，培养其高雅情趣，警惕、防范“低级”的大众文化媒体产品。 2.刺激—反应模式(S-R model) 同一时期，美国媒体教育主要是“刺激—反应(S-R model)”模式，以媒体“魔弹论”(Magic bullet theory)为理论依据。“魔弹论”认为，大众媒体有类似于“魔弹”的强大影响力，受众特别是儿童在面对媒体轰炸时完全是消极和被动的。刺激—反应模式认为，面对这种“魔弹”，教育者有责任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以免儿童受媒体负面影响。它采用的方法是“皮下注射法”(Hypodermic Needle Approach)，本质上属于行为主义模式。[6] 这一时期媒体教育从中产阶级和精英文化立场出发，把大众媒体文化看作低级、肤浅和庸俗的文化，既不能客观地反映大众媒体的价值，也不能代表平民阶层的利益，因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种产生极坏影响和致命疾病的媒体观，威胁了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儿童的文化与道德健康，它也可以理解为尊贵的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廉价和劣质消遣的一种长期以来的恐惧。”[7] (二)初步发展时期 20世纪50至60年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为人们重估媒体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往把传播看作简单的刺激与反应，认为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媒体的直接影响，受众与媒体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观点受到批判。[8] 人们开始从动机与需要的角度来探讨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教育领域对大众媒体、流行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