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7）11－0014－05 “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是当代西方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其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的发展。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已成为现代国家政府的一种共识。西方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堪称这个问题的先驱性典范著作。在当代，西方学者秉承他们的传统，从各个维度来探讨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呈现出研究理论流派多元化的趋势。同样，作为现代西方三大思潮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成为学者们研究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关系的重要视域和知识资源，并在教育理论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如主张“经济再生产”教育理论的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在其《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论著中，就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再生产理论考察美国学校教育，并试图建立他们的“教育政治经济学”。马丁·卡诺伊（M.Carnoy）利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理论、普朗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学说研究教育与国家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Apple）等学者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及代表人物葛兰西（Antonio Gramsic）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国家学说，揭示了国家干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国家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了“国家再生产”理论。 在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教育与国家关系方面，英国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罗杰·戴尔（Roger Dale）卓有建树。戴尔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资深研究员，《全球化、教育和社会》杂志的创办人。他曾长期致力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在西方教育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戴尔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理论基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国家理论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而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rthusser）更是直接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采取“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认为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镇压机器的观点是描述性的理论。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描述性的理论发展成为科学性的纯理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1]。它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机构。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教育机器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阿尔都塞）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占据前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教育机器的职能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并以宣传、教育和说教等“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 很显然，罗杰·戴尔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阐述是直接建立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具体表征——国家与教育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中。他主张的必然逻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教育这两个大前提下进行分析的。因此，戴尔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教育的关系入手，认为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教育自身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需要强调的是，戴尔所指的国家机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称作的暴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RSA），而是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SA）。同时可以发现，戴尔的这一主张始终贯穿于他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理论的具体架构中。 二、戴尔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理论架构 作为葛兰西的追随者，戴尔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他借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遵循葛兰西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从以下三条路径进行其整个理论的具体架构。 （一）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关系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育模式、政策和过程，关注控制教育和学校的根源与性质，戴尔在认识到批判结构功能主义、新教育社会学和教育政治经济学等分析路径的盲目与无效性后，提出了自身的分析路径——关注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对教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从国家的视角理解教育实践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教育作为国家机器这两条路径展开分析。通过界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过程的直接支持、确保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国家角色的合法化，进而阐述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的相互矛盾性。戴尔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戴尔并不主张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相关。他进一步认为，在教育及其他领域，这些解决措施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并为教育制度提供主要的发展动力”[3]。认识到这三个核心问题的存在及其相互矛盾只是理解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则是进一步考虑国家机器的形式对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国家机器的普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而检修国家机器实质的关键在于检修教学专业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教学专业的特征是教育制度不同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和私立部门关系的产物。”[4](p.36) 可以看出，戴尔主张教育作为国家机器性质的主要意图是揭示教育内部的主要张力，并阐明不同控制模式的教育制度为教育改革创造不同的空间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