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08）01－0045－05 教育价值并不能直接在生产中发生作用，必须以物质基础为前提。不论是宏观经济增长还是个人收入提高，教育价值都必须依赖于教育水平以及运用教育的物质环境与条件。对于受教育者个人来说，与教育在宏观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一样，只有受教育者个体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水平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即充分发挥个人生产力并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有所贡献。① 反之，如果个体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水平不匹配，或者个人所受教育水平高于工作需求的水平，教育资源不被充分利用，就会发生过度教育的现象，那么个人乃至国家的教育经济价值都将受到损失。 我国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的状况由来已久，一些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曾作过如下研究：魏新最早估算了大型联合企业中工人过度教育的发生率；闵维方实证研究了过度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效应；赖德胜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成本高导致发达地区人才过剩；文东茅估算了大学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对收入的效应；康宁认为政府计划安排的人才规格和规模与市场需求和学校需求之间存在冲突，有可能造成滞后性影响，引起总量上的结构失调与局部性过度教育；张曙光用筛选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分析了教育深化过程中过度教育的现象。②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过度教育，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我国过度教育的真正内涵。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必然性，提出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困境，并探讨治理过度教育的政策选择。 一、过度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过度教育形成的体制诱因 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与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密切相关。由于制度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扩大了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在地区上表现为东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在行业上表现为垄断行业的收入高于竞争行业的收入，在所有制上表现为国有制企业的收入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收入（排除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并超过某一临界值，即高学历工人在高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低学历工人的工作所得收入高于在低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与其学历匹配的工作所得收入，他就有动机选择在高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比自己学历要求低的工作，从而在这些部门和地区容易发生过度教育。如一个本科毕业生在银行从事前台营业员的工作的收入高于他在企业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的收入，他就有可能选择在银行工作。另外，人力资本流动规律是从收益低的地区和部门流向收益高的地区和部门，高学历毕业生集中流向高收益的地区和部门，也容易造成这些地区和部门发生过度教育现象。 （二）技术结构变迁理论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过度教育是技术结构变迁的结果，该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验证。③ 我国是否因此发生过度教育，我们从理论上推导是成立的。我国技术结构处于快速变迁时期，技术变迁增加了工作结构对受教育者的技术需求。为了满足技术结构变迁对工人技能的需求，我国实施高等教育扩展战略，促使越来越多新生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这些新生劳动力是否能被充分运用，依赖于用人机制的用人弹性和要素替换成本，如果用人机制僵硬，或者要素替换成本高，企业不能及时用新生劳动力替换以前的工人，那么高等教育水平的新生劳动力相对于以前较低教育水平的工人处于过度教育状况；同时，员工队伍得不到更新，短时期内，企业将出现教育不足的现象。不过，企业器重高技术劳动力，并给予他们较多的培训机会，过度教育的工人在同一个公司里能够得到较高的工龄收入；相反，教育不足的工人的工龄收入越来越低。 （三）筛选理论和教育投资“逆向选择”行为 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为了向雇主显示自己能力的信号。雇主通过学历高低把不同的人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受教育时间越长，表明受教育者的能力越高，获得的工资也越高。由于教育时间能够增加个人在未来工作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且较长的教育时间意味获得更高的工资，这个现象促使人们积极投资于教育，以此向劳动力市场提供较高的教育资格。然而教育年限不能完全代表技术水平，受教育者的这种行为会明显地引致过度投资教育的现象。教育投资的“逆向选择”行为发生了，人们进一步投资教育，为了使他们的能力显示出来，事实上，他们开始拥有的技术水平完全能胜任以后的工作，根本用不着浪费继续投资教育。 我国在教育扩展时期，教育门槛不断降低，对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一视同仁，加之假文凭、缩水文凭泛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个人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过度的教育投入，以便获得一张防御性文凭对付文凭的泛滥，从而导致文凭失去了筛选的价值，这就是罗纳德·多尔指出的“文凭病”（Diploma Disease）④。“文凭病”只会促使雇主抬高录用标准，使高等学历工人从事本身需要低等学历工人作的工作。这在我国表现得很突出，教育规模扩大到一定时候，出现文凭贬值的现象，雇主倾向于盲目抬高招聘条件，追求高文凭人才，一定程度上直接诱发了过度教育。 （四）成本替代理论 受教育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体系尚未成熟，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人的工资差距不大，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替代成本不高，导致用人方在用人过程中产生替代行为，“越位”使用受教育劳动力，即在较低的工作岗位上用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替代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而受教育劳动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也愿意降低自己的初始工资水平，与用人方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结果用人方在不增加劳动力成本的条件下产生了过度使用教育资源的行为。例如，目前我国用人单位在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价格成本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根据国家人事部最新公布的工资标准，转正后中专毕业生核定工资为924元；大专生为945元；本科生为1016元；硕士生为1070元；博士生为1238元。也就是说，国家核定的中专生与博士生之间的工资成本价格差只有314元，本科生与硕士生之间差为54元。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差距不大，使用人方失去要素成本约束，产生了用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替代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行为，从而发生了过度教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