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公民教育选择:欧美国家的变革与经验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小飞,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中国德育

内容提要:

当代欧美国家公民教育正处于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公民教育理念与国家认同的转型;原则共识与清晰政策框架的重构;课程地位的明确定位;民主教学的凸显及其方法上的不断革新;专业化的教师培训以及评价基准与规范的探索等。这些变革为处于转型时期一些国家的公民教育的重构与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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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417[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3010(2007)12-0034-07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在21世纪初,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体制与历史传统下的国家和社会,都正面临着程度不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新的问题与变化。这其中自然包括教育领域。教育领域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在国际的层面,人们均开始对公民教育产生新的兴趣。这也是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公民教育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共识,并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展开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探索的原因是什么?欧美公民教育领域的新的变革与发展,对同处于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其他国家的公民教育,到底具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将主要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给予初步的回答。

      一、公民教育的界定与理念:术语与国家认同的转型

      (一)公民教育术语的变化及其意蕴

      在当前欧美公民教育理论探讨中,“civic education”(公民教育)或“civics”(公民)这类“传统”术语正逐渐被“citizenship education”(公民身份教育)或“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民主的公民/身份教育)[1]等新术语所替代。“citizenship”(公民身份)又被译(或称)为公民资格、公民性、公民气质、公民素质、公民资质等。这一术语的不同译法(或名称),代表了源自不同角度对公民或公民教育理念的理解。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的称谓强调了政治与法律的意味;公民性、公民气质则带有(道德)心理学的倾向;公民素质、公民资质则表现了公民所应具备的综合品质或素质(quality),包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德行、价值、能力等方面。[2]

      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知识与信息的学科过去一直被称作“公民”。相比之下,“公民身份教育”和“民主公民教育”意义则较宽泛(即广义的公民教育),不但包含必要的公民身份知识,而且还包括参与民主进程的技能、态度与价值等。奥斯勒(Audrey Osler)与斯塔克(Hugh Starkey)在研究中指出,新的术语“包含了学校教育的要素,并跨越了正式的课程,如发展一个民主学校的呼声、民主学校的结构、社区服务和课外活动等。即使在那些保留了‘传统’(正规)‘公民’学校课程的民族-国家里,也还是存在着‘公民身份教育’或‘民主公民教育’等新术语使用频度不断增强、意义上越来越宽泛的发展趋势。在教育争论中,这些新术语的使用则同样包含着这些广义的目的和活动”。[3]本文以下所使用的“公民教育”主要指的就是这种广义的“公民身份教育”。

      (二)转型社会的特征与国家认同的内涵

      公民教育术语的变化不仅代表着语言学或理论上的区分,还代表着公民或公民教育理念的悄然改变,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深层背景下的社会变革或转型。要解读它,其关键点就在于对公民身份认同的重新关注与理解。

      社会转型往往是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或意识形态等宏观领域的巨大变化引起的。历史上,政治事件、宗教改革以及工业或科技革命等一些越来越“物化”的因素均曾成为社会转型的明确诱因。当代,在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持续增强的“物化”影响之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除了带给人们显而易见的绩效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前述“物化”的进程。文明(或文化)、发展之间新的“质化”冲突正成为新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对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例。因此,新的社会转型的发生也成为必然。同时,这种转型包含着一些新的充满冲突与矛盾的价值诉求,如:全球化与地方化、价值一元与多元、绩效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当然,这些新的价值冲突也向人们传递了转型社会的新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如英、法等国的选举中,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将选票投给明确关注民族(国家)主义与排外主义等议题的政党或党派。[4]到21世纪初,对这些与国家认同相关议题的关注有增无减。但这种对民族-国家的重新认同的趋势,又似乎与欧美各国本身推崇和强调的多元文化特征以及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趋势相矛盾。在这种矛盾性的影响之下,一种对国家认同的焦虑感与冲突感正在深刻影响着传统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这集中表现在当代青少年对公民身份、参与政治或与之相关议题的冷漠与消极。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或扭转这种趋势,显然与公民教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公民身份教育成为当前社会转型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人们因而“需要对公民教育的目标和途径进行一番严格的重新审视。多元文化的社会面临着重建民族-国家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确认并要将公民的多样性进行整合,以形成一套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可以共享的目标、价值和理想”[5]。这显然意味着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国家认同的内涵需要学校公民教育做出新的响应、提炼与传递。

      二、公民教育的原则与政策:共识与清晰框架的重构

      (一)原则与共识的重建

      从2003年到2004年,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曾通过考察,对多元民主政体中公民教育教学的几条重要原则达成共识。这些重要原则分别是:学生应该了解自己所在的社区、国家和世界中的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学生应该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社区与国家的生活方式正逐渐需要更多地依赖周围世界及其他人,而且这还与正在发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技术的变革紧密相联;在多元化的民族-国家中,人权教学应该成为公民教育课程和计划的基础;公民教育要在教给学生关于民主和民主制度的知识的同时,给其提供民主实践的机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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