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庚款留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棉,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冲,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1909年,美国率先把部分庚款退还中国,此后,英、日、法、比、荷等国也先后把部分庚款退还。这些退款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史称“庚款留学”。中国派遣庚款留学生的谈判充满了争取主权的艰辛;庚款留学考试较其他留学考试严格;这一群体大都学有所成,对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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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款留学缘起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美、英、德、法、日、奥、意、俄、比、荷、西等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清政府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限期39年,本息共达9.822亿两。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庚子赔款”。庚款留学是由庚子赔款的退赔部分用作到国外学习的留学项目,它最早是由美国所引起,此后,英、法、比、日等国也先后仿效。

      (一)庚款留美的缘起

      美国从庚款中获得3200万两白银,外加年息,到1940年本息将达5300多万美元。如何看待和使用这批赔款,美国国内有人提出,赔款数目过大,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应把部分还给中国。

      中美之间就退还庚款的交涉始于1902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赴任以后。他赴任以后,首先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庚款“还金”还是“还银”①问题会谈。他提出,中国财政支拙,若要一概还金,民间负荷极大,后果不堪设想。基于美国政府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海约翰觉得梁诚的话极有道理,并觉得美国所得庚款“原属过多”。梁诚则趁机建议“核减庚款”,海约翰同意将此事察告罗斯福总统。1906年,在天津和冀鲁交界处传教已30余年、深知中国民众“仇洋”心理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借回美国本土募捐的机会,设法拜见了罗斯福总统,提出“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事件(按指义和团运动)难以再生”②。此议得到了罗斯福的赞许。同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罗斯福的一封备忘录中说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③这些建议反映了当时美国教育界及政界对庚款的看法,即从美国的对华关系出发,通过退还庚款等一些实事,消除中国人的“仇美”心理,扩大美国的在华影响。1907年梁诚经美国内政部长詹姆斯·加非尔德和商务、劳工部长斯特劳斯再次向总统进言减少赔款,罗斯福决定付诸实施这一计划。1907年12月3日,他在国会正式宣布:

      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力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材。④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罗斯福的建议,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仪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美国正式退还庚款,到1940年止,将美国应得庚款的一半1078.5286万美元(加上利息计1160余万),逐年逐月“退还”中国,中国方面则保证将此款项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规定,该款由中美双方组成董事会共同管理。清政府为此照会美驻华公使表示感谢,并派时任奉天巡抚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唐绍仪专程赴美致谢。

      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⑤,即: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中国,并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并派孟禄博士为非正式代表来华商谈具体方案。同年8月孟禄抵达北京,受到了中国教育界的热烈欢迎。孟禄,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中华教育改进社名誉董事,在退还庚款问题上美国政府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谈到庚款用途时说;

      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绝不附有任何用途规定之条件。虽正式议案前冠有“用于教育与文化”事业之引言,亦纯为恪循中国教育界之意思而防止此款或误用于军事或不正当之途耳。至具体管理办法之决定,悉委之新组织成立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别故众意佥同也。⑥

      孟禄提出,由中国政府来组建管理这个基金的董事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共15人,中方10人,美方5人。中方10人是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丁文江、周诒春,都是中国政界、外交界和文教界的名流;美方5人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罗杰·格林、中国国际救济会董事长阿尔·贝克、美国花旗银行总经理C·R·贝纳特。中美双方批准了这一方案。9月17日,中国政府对外公布。随后,董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举颜惠庆为首届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并拟定了章程。至于款项的用途,则根据教育经费独立的原则,采纳了孟禄提出的“四不当用”和“三当用”方案,首先用于普及农村教育和改进中学教育,其次用于改善理工科学校的教学设施。不过,由于后来该项基金的管理者蔡元培、任鸿隽、丁文江、胡适、翁文灏、竺可桢和赵元任等都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因此,这笔基金并没有主要用于普及农村教育和改进中学教育,而是用于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和相关的科研方面。1925年5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在京举行首届年会,讨论确定了基金的使用原则和方法。6月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任命范源濂为首任干事,曾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任鸿隽则应范源濂邀请,任行政秘书,并逐渐转为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成为管理和决定这一基金的重要人物。

      此后,英、日、法、比、意、荷等国也陆续决定退还庚款,其中美、英、日、法、比、荷等国在退还的协定中,都有把退还的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各自国家留学的规定。利用此款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即历史上著名的“庚款留学”。⑦

      鉴于篇幅的原因,略去对庚款留英、留法、留比等国缘起的回顾,但庚款留日情况因太特殊,还需扼要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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