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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政治学的哲学本质的深入研究表明，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政治学是一种基于“心识”的“心识政治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政治学乃是一种根于“身体”的“身体政治学”。与西方的心识政治学不同，这种中国古代的身体政治学更多强调的是身国的合一而非身国的对立，是生命的对话原则而非理性的独白原则，是群己合谐的族类学方法而非群已二分的社会学方法。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古代身体政治学与今天人类回归“生活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息息相通，并使对这种身体政治学的重新认识理所当然地被提到当代人类政治学建设的议事日程。这同时也表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正如西方政治学正在探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那样，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学的研究也必须以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为其理论途径。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政治学是一种基于“心识”的“心识政治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政治学乃是一种根于“身体”的“身体政治学”。与西方的心识政治学不同，这种中国古代的身体政治学更多强调的是身国的合一而非身国的对立，是生命的对话原则而非理性的独白原则，是群己合谐的族类学方法而非群己二分的社会学方法。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古代身体政治学与今天人类回归“生活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息息相通，并使对这种身体政治学的重新认识理所当然地被提到当代人类政治学建设的议事日程。 身国合一 “身体政治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无端而发，而是其来有自的。因为坚持身国合一既是长期以来中国古人的不刊之论，同时这一论点又为中国古代历史坚实的社会政治实践所得以力证。在诸如《尚书》、《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管子》、《礼记》、《淮南子》等文献的论述中，古人或坚持身体为国体的象征，或坚持身体与国体之间具有同构性，或径直断言身体与国体两者本无畛域，异名同指。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大学》所谓“修齐治平”这一中国古代政治纲领的推出。该纲领不仅断然宣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且明确声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大学》之作为“大学”的真正宏旨，乃在于其从社会本体论的高度，将古之身道与治道完全打通和合并，它标志着一种身国完全合一的政治学理论在中国古代的正式形成和奠定。 任何社会政治理论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写实和反映。如果说西方的理性主义的政治学理论肇端于其古希腊的不无法制化的城邦制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身体主义的政治学则直接溯源自西周的业已宗法化的分封制社会。正是这种为周人所蔚为发明的宗法化的分封制社会，不仅开出中国古代悠久的身国合一的政治传统，而且也为一种中国古人所独具的身体主义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凭。在这种宗法和分封的政治制度也即家与国高度一体化的制度所建立的社会形态里，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之所以能合成“国家”一词，恰恰是以这一家国合一的社会形态为其原型、为其摹本的。 也正是基于这种家国合一的社会形态，才有了《诗经》所谓的“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①、《尚书》所谓的“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②之说；才使司马迁为后人留下了所谓的“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③的记载；也才使孔子提出所谓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④，“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⑤。孔子的这些话所体现出的不仅有其对“出孝入弟(悌)”作为“仁之本”的无比坚信，还有其对去今渐远的家国合一的周之治道的无限眷怀和一往情深。 实际上，这种家国合一的社会形态也即身国合一的社会形态。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身”已并非是那种西方式的原子化的个体主义之“身”，而是一种不无个体的切己之“身”和具有丰富亲属关系的“家化之身”。这种所谓的“家化之身”，在空间维度意味着，我的一切家族成员作为我身体的放大延伸而与我的身体有着“一体之仁”；在时间维度意味着，我的身体作为“父母之遗体”而使自己始终置身于整个家族世代相继的关系里。因此，正是身体与家族这种时空相关性，使古人的“身”与“家”不仅须臾不可分离，而且也最终使两者成为异名同谓的东西。故《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声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在古人的心目中，不仅身与家完全同旨，而且其所谓的“修身”也即其所谓的“齐家”，也即其所谓的“治国”，也即其所谓的“平天下”，其“家邦”式的政治学亦以身为本、亦“无出乎身者也”。 一旦揭示出了中国古代政治学“身国合一”也即“家国合一”的性质，为这种政治学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形式——“礼治”的真实面目也就随之大白于世了。无疑，通过“礼”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乃至“礼”被赋予所谓“中国古代国家之宪法”之荣称。如《左传》提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⑥，提出“礼，政之舆也，身之守也”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礼治国业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学百代不易之宿识，但在礼之所以为礼这一问题上论者们却始终莫衷一是。然而，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学所固有的“身家主义”性质的揭示，其所特有的礼治这一形式的真实内容亦随之得以澄清。简言之，正如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国”是一种身国合一的“国”一样，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礼”亦为一种身礼合一的“礼”。同理，正如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是通过家的原则来实现其成员一体化那样，作为中国古代国家宪法的礼亦通过家的谱系来经纬和一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