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孝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精英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中,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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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8)02-0042-05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动员政治研究的深入,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对中国革命过程的考察放在重新建构共产党革命的实际过程①。这一转向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从宏观层面的阶级关系视角转向具体动员过程的微观视角,即动员的具体机制分析;意味着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问题的思考扩展到具体环节和操作过程。在理论层面,由于“社会运动理论”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学术界②,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研究开始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的成果,从而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产生了许多新的启发和突破性研究进展。③本文受这一研究转向的启发,试图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从“建构共意”(manufacturing consent)视角来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模式。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这一新生政权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进行着广泛而持续的社会改革运动,建构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共产党的精英及各级组织者在延安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广大的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这是一个互动与沟通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和农民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所谓“共意”,可以理解为共识、认同等含义。在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中,“共意”即农民对共产党的权威所产生的认同感。从党的精英及其组织者来看,这一过程反映的是党的权威的形成及其对社会强有力的控制和影响过程。从乡村社会各群体来看,这一过程反映的是基于不同生存境遇的农民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共产党所建构的新规范的过程。

      作为控制行动的手段,规范的形成需要支付相应的代价或成本,即需要相应的惩罚系统。存在于个人内部的道德属于内在惩罚系统,即“内化”。按照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定义,“内化”首先是指承认规范具有合法性,即行动者承认他人对自身行动有部分控制权。但这一层含义意味着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将无法禁止个人违反规范。因此“内化”还意味着个人拥有被内化的惩罚系统,如果此人触犯了规范,这一系统将予以惩罚。④显然,造成内化的过程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党所建构的规范而言,这一社会化过程是塑造新的自我的尝试,其目标是使个人行动服从于党的愿望。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⑤

      二、基于强制的内化模式

      在基于强制的内化模式中,行为体对规范的内化程度表现为:行为体知道具体的规范是什么,和其他人一样,也拥有关于规则的共有知识。尽管其他人期望行为体扮演相应的角色,但他并不接受这样的角色定位,或者说,不承担特定角色定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并不认为接受这样的知识或规范对自己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⑥

      对于党的规范、党的号召和各项工作,乡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不积极,不主动,甚至顽固抵制。“他们也知道日本打来了,也知道应该抗战,可是动员他们去直接参加抗战,去当抗日军人还是很不愿意的,因为他们对于抗战的意义尚未深刻了解。”⑦他们既不自愿服从,也不认为服从符合自己的利益。对于这样的群体,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策略是强制。

      这种强制策略可以通过间接的施压方式来达到,比如动用各级组织化力量、社会关系网络推动他们服从或选择。在开展社会教育运动时,党把工作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党内文盲。以完成党的任务的形式规定党员必须带头识字、学习,然后带动广大群众,进而造成一种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推广开来。小学生则被规定必须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⑧他们将文教工作提高到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推行。“由于文盲多,且农民的保守性,仅依靠民革室或小学教员等努力,是不可能的。”⑨

      这种强制也包括直接动用惩罚系统,即在他们拒绝服从或进行抵制时,给予相应的惩处,强制他们服从。事实上,在开展社教运动中惩罚是党的基层组织者经常采取的一个手段。比如在安塞,区干部向老百姓说:“区上要强迫动员,不愿上冬学的,要捆起来或送到基干班受训”。在甘泉四区左埠冬学,一个学生不来,罚油半斤;在志丹一区乡文书布置冬学时说:“谁不愿念书的话,谁就到工厂里去。”⑩在靖边龙州五乡要求冬学学生一律赶在古历十月初四日到校,否则,罚钱三千元。而在新城区三乡胶泥湾冬学,则规定不按期到校者,罚吃羊头会,或柴一百斤。(11)在一些冬学里还定出一种冬学公约:凡无故缺席的,或借故逃学的,轻的要受到小组会的批评,重的要开展斗争,按着公约的规定来定处罚办法。(12)而对于经常性的在乡村进行的“扩兵”、“征粮”等战争动员工作,“只要上级党部关于动员工作的数目字分配下来,全体同志推行突击,一直到工作如期完成或提早完成,以至超过原定数目为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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