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20—04 “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对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本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又一重要科学传播模型的理解，是西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发展的产物。同时，“民主模型”的建构又为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方向，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形成与科学家、政府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科学传播。其传播促使公众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激发公众关注科学技术的热情和兴趣。科学传播的过程从单向线性传播模式转变成了几方面共同参与的动态循环模式。“民主模型”的建构使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公众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寻求者，从科学技术的旁观者变成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者。政府和科学家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态度强加于公众。公众的态度由公众自身的科学素养和价值观念来决定。“民主模型”对公众主体性的强调展现出了现代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精彩篇章。所以，本文拟通过挖掘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内涵来阐明“民主模型”的建构所带来的理论超越性。这一研究不仅能够加深对西方公众科学理论发展的理解，而且为国内科学传播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一、“民主模型”的理论深刻性 在“民主模型”中，公众的角色、地位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众主体性的形成，构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公众才可能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成为主动的寻求者。从被动到主动的这种转变使得西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发展发生了质的改变。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目标、建构的方式和产生的影响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围绕着公众利益群体的形成，“民主模型”在三个方面体现其理论发展的深刻性。 “民主模型”首先使科学传播摆脱“科学+传播”的理论窠臼。把科学传播理解为“科学+传播”是一种简单的经验认识。传统的科学普及理论就是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缺失模型”仍然把科学传播看成是科学知识的传播，是一种对公众的灌输。“情境模型”把科学传播过程视为公众对特定情境的理解过程。这里，传播的内容扩大了，但内涵却没有改变。只有“民主模型”才从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科学传播的内涵。在“科学+传播”的理论框架中，传播体现了一种强制关系，公众被放在受众位置上。只有突破公众的受众角色，科学传播理论才可能摆脱“科学+传播”的经验认识。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了“民主模型”中。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不是被动接收而是主动寻求，主动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科学传播对于公众来说成了一项有趣并有意义的论坛活动，它使公众的思想得以表达，公众的素质获得提高，更使公众的利益得以维护。就是在这种公众的兴趣和公众所表达的态度相互交替转化的动态循环过程中，“民主模型”诠释了科学传播。 其次，“民主模型”还突破传统的科学传播理论建构方法。传统上，指导实践的理论模型总是等到理论本身的全部内涵予以揭示后才得到进一步展开。如果等到从理论上给出科学传播是什么的时候再来建构科学传播模型，那么，有效的模型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一方面，理论本身会发生不断的变迁，另一方面，试图寻找完善的理论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模型”作为科学传播的实践模型突破了传统的建构方法，即不去从本体上追问“科学传播是什么”，而是从“为什么要进行科学传播”和“怎样实现科学传播”入手探讨科学传播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问题。科学传播的合理性和科学的合理性紧密相连。尤其是在“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1]的解构主义观点产生之后，为了维护公众利益的目标，同样也必然促使与之相关的科学传播模型不断调整。 最后，“民主模型”的建构展现出了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发展线索。克莱姆克对科学哲学给出了初步的定义：科学哲学是通过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标准、定义和理论进行逻辑的、方法论的分析，从而试图理解科学的意义、方法和逻辑结构。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最初是逻辑分析，后来逐渐增加了历史研究和社会学分析的方法，并且其研究对象也不断发展。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变化也影响了科学传播模型的建构。“民主模型”突出地显示了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划界对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影响。实证主义为科学知识的划界提出了实证的标准。在实证主义哲学下，科学知识只能由经验或逻辑来确认而与交流传播毫不相关。“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的建构应合了这种哲学。在“缺失模型”中，科学传播成了机械的输入与输出过程。“情境模型”修正了“缺失模型”的机械性，认为公众对科学专家的信任是情境化的科学知识形成的关键。这样，“情境模型”就把公众对科学家的态度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联系了起来。科学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也就成了确证科学知识的手段，这种思想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产物。在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常人方法论引入对科学工作的考察。“常人方法论者的科学工作研究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社会秩序，集中于对自然科学能力系统的经验分析，以便揭示科学家是否也像日常行动者一样努力通过各种权宜性的活动和方法来产生科学活动的社会秩序”[2]。有些研究者如林奇就在实验室民族志考察中将实验室科学活动描述为“现场工作”和“现场交谈”。可见，“情境模型”更贴近SSK的视角。“民主模型”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则体现出后SSK研究的理论成果。在建构主义者那里，主观性的因素被推到了极点，这就必然导致科学知识本身丧失了客观性。科学传播被单纯地引入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这就取消了科学传播相对于科学知识形成的独立性，科学传播的内涵遭遇到被片面化的危机。“民主模型”的建构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说，是对建构论影响下的科学传播理论的革新。“民主模型”将公众提升为一个和科学家平等的利益群体，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被融入科学的整个过程之中。这样，科学的划界既不按实证主义所订立的僵硬的标准，又不像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建构主义那样随心所欲，而是一个多元决定的复杂体系。科学传播贯穿于科学知识的专业生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化整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