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学危机成为学界普遍的焦虑，文学理论知识的创新成为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文艺学与当代文学文化的关联、文艺学研究范式的重估、文学经典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等问题被热烈讨论。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复辩驳引人注目。 中国当代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起因于20世纪西方思潮的输入。迄今为止，人类知识的最权威形态是科学知识，20世纪关于科学是否有本质的论争此起彼伏。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反映，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认为，为科学划界，寻找普遍的不变的科学本质的本质主义是无效的，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建构学派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知识必须情境化，任何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是权力、利益、需要甚至政治事件的构造之物，离开了具体的情境，我们无法把握科学。科学认识论的反本质主义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德里达的反逻格斯中心论，罗兰·巴特的意义差异论，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论以及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等都构成了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谱系。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推进，反本质主义思维也影响到中国当前的文艺学研究。它直接针对的则是中国20世纪后半期文艺学教材的思维模式和为学方式。 文学理论的书写遵循学术创新的演进原则，当前文学理论的反本质主义直接针对此前文学理论教材的基本观念和为学方式。那么，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呈现了什么样的学术旨向呢?我们以影响巨大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予以说明。 蔡仪的《文学概论》是中国意识形态主导时期的代表性教材。我们从思想援引的角度看这本教材的书写模式。本书注释共371个，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共189个，其中又以毛泽东和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其次，西方古典思想的注释43个，中国古代34个，中国现代26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17个，以别林斯基为最多。俄国现代8个，西方现代最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单个人被引述，除了经典思想家外，鲁迅最多，共35处。考虑到中国当代对于鲁迅的挪用，这一点不足为怪。日丹诺夫被肯定性引用，中国现代的胡秋原、梁实秋、胡风以及西方现代的列斐伏尔等被批判性引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被引用三次。从思想资源的角度看，本书以经典思想为主要支撑，西方现代思想阙如，中国古代思想没有被发掘，西方古典思想的重要人物如黑格尔和康德由于学术研究的缺乏，引述不多。基于对权威的态度，当代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写进文学理论教材就不奇怪了。引文支撑了编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思想资源又限定了编者的问题意识和思想限度，文学理论的问题框架和解决的可能性就在思想资源的引述下得以伸展。引文注释呈现了本书的理论构造方式，即以经典思想限定文学理论的思想边界并直接推导出文学的本质规定，以有限的中西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现象去论证先在的文学思想。具体来看其推演逻辑，本书首先按照经典思想的社会结构理论定位文学，其次在与科学比较中讲述文学的形象性和典型性，最后在与其他艺术比较中讲文学的语言性。可见，文学理论问题不是哲学美学观念的推论，不是对于中外文学经验的提炼，而是经典权威思想的演绎。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项对立中定位文学为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定位文学为意识形态。由于圣化和非历史化经典思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本质规定也就具有了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遍性。这套文学理论话语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产生的社会机制包括计划经济、封闭文化、战争思维、简单化的社会结构、单一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目标等，可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理论”。 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学研究探索时期的代表性论著，其一系列命题超越了蔡仪的《文学概论》，但在书写体例、思想资源和问题组接上仍有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痕迹。它把文学理论区别于文艺学，不再以苏联痕迹的文艺学等同于文学理论，而以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定义文学理论的书写范围，标志学科思想资源的转向，随后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规定文学活动的四个方面，凸显文学理论摆脱苏化的意向。编者看似以四要素论组接文学理论教程的四大块即文学活动、文学创造、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消费，但在文学活动论部分，编者把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纳入经典思想的文学社会学①，在论证核心观点即审美意识形态时，仍然以经典思想的社会结构论定位文学本质②，这有着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与艾布拉姆斯不同的是，编者赋予了文学活动论部分以全书总纲的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活动论并不仅仅致力于解决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而是在文学理论问题中具有统领地位，其他文学理论问题受制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编者把构造出来的经典思想的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交往论放在导论部分，其圣化经典的倾向非常明显。 整体而言，童本并没有如蔡本那样完全以经典思想图解文学理论问题，祛除中西文学理论思想资源于不顾，而是把总结出来的经典思想的文学理论单列在全书的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此前左倾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里，经典思想的阐释具有创新性，不仅仅是反映论，生产论、交往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都被阐释为经典思想，如以新批评综合于意识形态论、以哈贝马斯解读马克思、以消费社会的艺术活动阐释经典思想的艺术生产论等等。但经典文学理论仍然被放置在首位，审美意识形态论贯穿全书。比如，文学活动论从经典思想的“人的活动论”引申而来，仍然是总体性的文学本质论，即从社会总体看文学活动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一点与蔡本无异。编者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定义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定义美，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命题。实践美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劳动和人民的意识形态化，实践美学从经典文献推演美的本质的做法以及契合时代意识形态的为学方式为本书所继承。本书意识形态性的典型表现是在第五章。编者专设一章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仍然以权威主义话语界定中国当代的社会结构并在其框架内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延续了蔡本以经典思想界定社会总体结构并定位文学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