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8-0031-07 在《德里达的遗产》一文中，J.希利斯·米勒提出的问题是：德里达去世了，我们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产？这里的“遗产”当然指的是文化遗产，是他的全部著作，他的所想和所写，也就是可以用“德里达”这个名字称呼的单一个体的“全集”。所谓“处理”当然不是变卖，而是关乎其能否得到继承，能否得到正确的理解或“正确地占用”的问题。这是德里达在生前就曾经担心并在若干重要场合和后期几部著作中详尽讨论过的问题（其实也是米勒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他自己说从不在乎死亡和死之后别人会如何对待他的“遗产”）。现在，德里达已经去世近三年了，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产”呢？实际上，“处理”还为时过早，我们所面对的应该是如何整理他的遗产问题。本文试图简要梳理德里达的文学理论遗产，即他的文学批评解构策略。 一、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 在1992年6月30日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解构”这个问题①。德里达认为，应该首先把“解构”看作一种“分析”，分析的客体是“积淀起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话语因素，即我们用以思考事物的哲学话语性”②。在继续描述这个分析客体时，德里达说这个“哲学话语性”就是“思想的话语性，”是“我们”实际上进行操作的结构，它是通过语言发生的，因此与哲学史相关，也与整个西方文化相关。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在德里达的批评理论中，语言并不就是一切③。对德里达来说，语言是理性的，是他解构的对象；但当质疑西方哲学传统的时候，当挑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时候，当把柏拉图、海德格尔和马拉美拿来作为分析客体而证明某种不可能性的时候，他也必须使用同一种理性的语言。没有人能够摆脱语言的牢笼，没有人能够在语言之外达到解构语言本身的目的，更没有人能够在摆脱理性语言的情况下去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才说“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这也是他生前就力图澄清的一个误解。在德里达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解构”不过是他使用的一系列关键词中的一个。早在1982年“写给一个日本朋友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不愿意使用“解构”这个标签或不喜欢人们给予“解构”以种种特权，其实他所暗示的或许是“解构”这两个字不可能概括他的全部思想，不可能总结或“再现”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解构“是对不可能的事物的一次经验”，“承认解构是不可能的并不失去解构的任何意义”④。 实际上，德里达的“解构”所要破解、分析和对抗的恰恰是“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结构主义语言观⑤。解构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对抗”，“对抗语言学的权威，对抗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权威”⑥。本杰明认为这种对抗的立场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一种批评形式，对抗就是拒绝接受，而拒绝接受的对象是一种占主导的语言观，传统上语言与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第二个是拒绝接受传统在对抗的客体与对抗的立场之间拉开的距离，从而打开了另一个不同的空间。“其意义在于它含蓄地承认没有外部，所以，构成所对抗传统的一部分的语言和术语就成了参与和发明的场所”。这意味着所对抗的传统并没有被消除，而成了一个新的发明的空间，行动的空间，或者说是介入的空间。最后，场所的这种不可消除性就是解构的部分定义⑦。解构始终是一种介入形式，一个参与的策略，“解构不是用来发现抵制系统的方法的；相反，它包括对文本的重讲、阅读和阐释，使哲学家能够建立系统的东西不过是某种功能失调或‘失调’，无能封闭系统的表现。无论在哪里，当我采用这个研究方法时，都是要展示某系统不发生作用，而这种功能失调不仅颠覆了系统，而且本身激起了对系统的欲望，是从这种脱臼或失调中汲取生命”⑧。如此说来，“解构”就是通过重读、重讲和重新阐释发现某一系统内的功能失调，功能失调的场所恰恰是这个系统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生机的地方，可以从事新的发明的空间，也是产生新的可能性的希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也是一种重构、重写，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只不过它所重构、重写和肯定的系统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具有单一性、特殊性，因为不同系统的“功能失调”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同一系统在不同时间的“功能失调”也是不同的，因此重构和重写的结果也不同。于是又可以说，“解构”不是方法，不是工具，不是简单地把分析客体从属于某种机械的操作。“解构”是一种策略。 作为策略，“解构”具有使用的灵活性，定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多元性。正因如此，德里达才说“‘解构是X’或‘解构不是X’所有这类句子都先验地误解了解构的要义”⑨。“解构”的要义在于解构的过程所展示的生存困境，一种双重束缚，即在可能性中看到的不可能性，或相反，在不可能性中看到的可能性的希望。“解构”打开了无限重复的一个空间，使作为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哲学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质疑的空间，在对抗的过程中予以肯定的并在封闭时马上开放的一个空间。“它是行动的场所，因此也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场所”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