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agency”和“subjectivity”两个概念的汉译同是“主体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之间没有区别。英语中的“agency”代表一种“能动”或“能力”，主要指个人或群体自由、自主、自动地发起行为或发表言说的能力，①英国诺丁汉肯特大学考斯·维恩教授简洁地称之为“我能”(the‘I can’)。②英语中的“subjectivity”则表示一般主体(subject)的建构过程和方式统一体的存在，维恩简洁地称其为“我”(the‘I’)。③据此，“subjectivity”可以说是“我能”之“我”。本文使用的“主体性”概念即指此意。至于殖民文学和殖民主义文学的概念，艾勒克·博埃默已做出专述：“殖民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看法和经验的文字，那些主要由宗主国作家，但也包括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欧洲人后裔以及当地人在殖民时期所写的文字。……我以为这种殖民文学既应该包括不列颠本土写成的文学，也应该包括在殖民时期帝国的其他地区的文学。这种宗主国的文字……在形成并强化不列颠是主宰世界的强国这一观念方面，它们是参与其中的……”④“殖民主义文学……是由欧洲殖民者为自己所写的、关于他们所占领的非欧洲领土上的事情。它含有一种帝国主义的眼光……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⑤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殖民文学”主要是西方宗主国（虽然也包括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当地）作家写的文字，这些文字参与强化西方宗主国是主宰世界的强国的观念，而所谓“强化西方宗主国是主宰世界强国的观念”的过程即是凸现西方主体性的过程；二、如果说“殖民文学”参与建构西方主体性，那么“殖民主义文学”(colonialist literature)就是“殖民文学”参与的建构西方主体性的行为本身。博埃默的这两个定义可谓是对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揭示的西方小说与帝国主义间共谋关系的肯定和释义。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中强调：“我认为，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小说与英国和法国的扩张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⑥同样，博埃默也认为：“帝国主义思想在想象文字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展示这种文字对于帝国所给予的隐而不见的支持……这一时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家，不管怎么说已成为帝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争议也好，对帝国的仇恨也好，他们都是与之（帝国——笔者注）声息相通的。”⑦可见，无论是博埃默定义的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还是赛义德阐述的东方主义文学，都是在帝国形成过程中与帝国融为了一体。文学与帝国的融合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探索文学建构主体性的空间。本文将在这个空间里集中讨论殖民（主义）文学建构西方主体性的本质性过程。 在后殖民理论奠基之作《东方主义》中，赛义德鞭辟入里地论述了包括埃斯库罗斯、但丁、歌德、雨果、夏多布里昂、福楼拜、司各特、拜伦、迪斯累里、康拉德、吉卜林、福斯特等在内的著名西方作家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西方殖民者——如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克罗默、本杰明·迪斯累里、约翰·穆勒、约翰·亨利·纽曼、托马斯·拜宾顿·麦考利⑧等——你呼我应、共同谋造东方和东方人的。我们注意到，赛义德论及的迪斯累里、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人既是作家又是政治家，⑨他们的双重身份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笔下的作品与帝国之间水乳一体的关系。而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则阐述了西方作家是如何潜心构建或刻意表现西方自我主体的：“如康拉德很强烈地认识到的那样，维系帝国的存在取决于‘建立帝国’这样一个概念；”⑩“康拉德想要我们看到，克尔茨伟大的掠夺冒险、马洛逆流而上的旅途以及故事叙述本身，有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在非洲、或在非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控制力量与意志。”(11)赛义德在此探讨的不再是马洛耳闻目睹的刚果河及其沿岸土著人，而是马洛、克尔茨等人表现出来的西方帝国的力量和意志。但是，赛义德的两部著作实际上都表明，殖民（主义）文学是西方主体的一个构成部分。 殖民（主义）文学建构“我”的主体性的过程可以说根源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12)的思想传统，因为东方主义文学（殖民、殖民主义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13)具有笛卡儿的“我思”之逻辑先在性。但殖民（主义）文学建构主体性“我”的过程又不完全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过程，因为埃斯库罗斯、但丁、康拉德、吉卜林等西方作家的思维并没有像笛卡儿那样封闭于“我思”自我意识之内，而是将“我思”延伸至“我思”之对象。笛卡儿在其第三沉思开始时说：“现在，我将闭目掩耳，脱离一切感知。”(14)与笛卡儿这种普遍怀疑主义的封闭式“我思”不同，东方主义作家不仅“在思维”，而且还在追询“思维什么”。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作家思维的对象是东方和东方人：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以胜利者和强者的口吻表述的落败的、绝望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但丁在《地狱篇》中陈述的江湖骗子穆罕默德；歌德在《东西诗集》、拜伦在《异教徒》、雨果在《东方人》中表述的使人获得解脱、充满创造机会的东方；司各特的小说《护身符》中被肯尼斯爵士说成是蒙昧、邪恶的魔鬼的后代萨拉辛人；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描写的堕落淫荡的埃及名妓库楚克·韩妮媚；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英国姑娘阿黛拉的眼里被怀疑为侮辱女性的印度医生阿齐兹；勃朗特的《简·爱》里简·爱看到的野兽般的牙买加克里奥耳人伯莎；笛福在《鲁滨孙飘流记》中描写的来岛上举行人肉宴的野蛮人；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描写的非洲刚果河沿岸食人肉的野蛮人等等。但是，这里作为东方主义作家思维对象而呈现出来的东方和东方人，并不是东方主义者耳闻目睹的东方的自然或自然的东方，而是赛义德所说的由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东方。(15)西方殖民（主义）作家笔下的东方和东方人并未摆脱认识论的统摄而到达本体论所追问的终极的东方（人）本体。本体论追求的超越认识能力和意识显现而自然存在的终极本体或外在的经验实体，遭到笛卡儿的怀疑和埃德蒙特·胡塞尔的悬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