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7)06-0108-06 中国文艺美学思想资源丰博深厚，源远流长，在世界美学史上独树一帜。通观中国美学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其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可以说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主导的乃至核心的地位。我们以为，综观地看，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五个基本的、主要的阶段。 一、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起点 从学理上说，既然文艺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主体，那么在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起点那里就应该包含着文艺美学思想的萌芽。当然关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历史起点，这在学界还一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启于老子说、始于孔子说、发生于春秋说、滥觞于西周说，等等。这些说法其实各有道理。因为选择什么作为美学历史的（也是逻辑的）起点，归根结底，受研究者对中国美学思想的主流精神、总体特征等等的基本认识所制约所规定。因此，对中国美学思想的总体把握和具体阐释倘有所不同，在历史起点问题上也就必然互有差异。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拟将迄今发现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尚书》所提出的美学话语作为包括文艺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起点。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它是中国古典和谐美理想的最早阐述者。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最高范畴是“和谐”。而从可察见的资料看，《尚书》是最早提出和谐美观念和理想的文献。其主要标志，是《尚书·舜典》提出了“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著名命题。这两个命题的中心意思即是强调“和谐”。“八音克谐”即讲八种不同的音调要达到一种整体的协调与和谐；而“神人以和”则是在神和人的二元关系中要实现均衡通融、和谐如一。我们还知道，从美学史的角度论，判断某件事物（或概念、命题、学说等）是不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就看该事物 （或概念、命题、学说等）是不是蕴含着中国美学总精神、总理想、总特征、总趋势发展演变的“胚胎”因素、“萌芽”形式。按这个方法原则，《尚书》中“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命题，自然可以视为以“和谐”为最高审美理想和美学范畴的中国古典美学的历史 （也是逻辑）起点，当然也是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起点。 其二，《尚书》中的“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说，显然是一个与原始的巫术宗教文化密切关联的 （文艺）美学命题。因为人、神关系，正是原始文化中的巫术、宗教和艺术所关注的焦点（原始社会文化中的巫术、宗教、艺术等原本浑然不分），而自西周始，这种作为文化焦点的人、神关系便开始让位于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由“神本”向“人本”，由“神治”向“人治”的转化了。因而从历史年代和文化形态看，这个“神人以和”的观点应是较早、较古老的，至少不迟于崇尚道德理性，强调“远神”、“保民”的西周时期。我们知道，时间的早晚先后也是判断某个事物是否历史起点的重要因素，故而将这一通于上古、形态较为原始的命题视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起点。 其三，《尚书》中“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命题直接涉及到音乐问题（实际上，在上古时代，音乐、诗歌、舞蹈等往往是融为一体的，谈音乐，自然也涉及到诗歌、舞蹈等艺术样式）。在这个意义上，该命题直接涉及到文学艺术的审美问题，因而也是一种文艺美学命题，或至少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文艺美学属性的命题。除此之外，与该命题相关联的上下文句，也大都谈及的是文学艺术问题，如“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段言论就是如此。这里尤为重要的，是从迄今可见到的资料言，被朱自清称之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1][P4]的“诗言志”说即最早出自这里。其实，“诗言志”说也正是中国文艺美学的一个“开山的纲领”。凡此种种都说明，早在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起点阶段，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主导身份、核心地位就已突出地显露了出来。 二、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奠基阶段 中国文艺美学思想虽于《尚书》中即已萌芽，但当时还多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意义笼统的话语，也还与宗教的、巫术的、政治的等等思想形式浑然难分。所以，《尚书》之后，中国文艺美学开始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奠基阶段。这个过程大致从先秦持续到东汉末。 这里所谓“奠基”的“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文艺美学所依凭的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层面的理论根基。我们知道，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离不开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理论支持。虽然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太一样，其与哲学、伦理学的关系不是那么很密切，至少不能说像西方美学那样是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然以哲学、伦理学等基本理论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基本依据和思想资源。二是文艺美学思想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根基，尤其在诸如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学说及其所体现的理论模式、思想倾向、话语方式等方面，都需要建立起文艺美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基础。这里，我们也将围绕着这两层意思来梳理一下“奠基”阶段的大致情况。 其一，文艺美学所依凭的哲学、伦理学理论根基的构筑和奠定，是这一阶段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这里所说的哲学、伦理学理论根基，主要指的是儒、道两家的学说。对于中国文艺美学来说，儒、道两家学说的意义主要是，在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心“视界”、价值抉择、话语方式等方面，也就是美学重点谈论什么、关心什么、取舍什么、如何言说等方面，为文艺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人们经常说，“儒、道互补”，从美学上说，这个“互补”的涵义也就主要表现在两者在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心“视界”、价值抉择、话语方式等方面的互补上。比如，儒家主要关注个体和群体、情与理、质与文等的关系；道家则偏于关注人与自然、我与物、道与技等的关系，两者的这一基本“问题”、中心“视界”的差异便在哲学上、美学上显示出一种理论的互补性。这种理论层面、思想层面上的互补性，也便构成了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思维范式。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这种儒、道学说的互补性，正是我们解读、阐释中国文艺美学的基本精神、价值取向、思想特点等等的主要路径和内在根据。当然，从具体理论效应说，这一阶段文艺美学思想所依凭的理论根基大致以儒家为主，道家的影响相对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