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篇题为《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中，提出“双学心态”这个说法，引起学界一些朋友的议论。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做学问嘛，各有各的路数，不好多加议论。但考虑到教学需要，对某些偏向提出建议，也许是有利于同学们的学习的，所以我就再就这个问题，补充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的基本观点是，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做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这里要提出警惕所谓“双学心态”，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中空泛的学风，并非指向汉学。 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欧美，提到汉学(Sinology)，马上会想到这是很偏的古典的学术。有些新近的欧美汉学家，不见得喜欢“汉学”这个名堂，他们宁可把自己的研究叫做“中国学”。汉学在国外学术界处于边缘的位置，并不是主流的学术，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又是边缘的边缘。不过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汉学研究的视野逐步从古代拓展到现当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有些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到欧美留学的人，学成后在那里找到教职，比如在东亚系，他们有小部分人也对现当代文学有兴趣。这些华裔学者和那些传统汉学家不同之处，是对中国比较了解，但由于同样是在欧美的学术背景下做研究，还是不出汉学的圈子。汉学研究一般都做得深入专注，往往“穷尽”某一课题，在所属领域有发言权。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成为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从另一方面看，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与成长，离不开对外国学术的借鉴，其中汉学就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传统的汉语研究并不成系统，汉语语言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得益于欧洲汉学家的影响。又比如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作为专门的学问，也是先由汉学家搞起来的。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复兴，也借助过美、日等国汉学研究的催化促助。记得1979年，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先生的英文版《现代中国小说史》，在我们习见的文学史之外第一次发现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在该书的引导下，我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废名等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来看，大大拓展了眼界，也冲击了自己原有比较沉闷的研究思维。当时我还在一本内部刊物上发文介绍过夏志清的书。还记得1980年代，乐黛云老师领着一批学生翻译了几十篇国外研究鲁迅的文章，汇集出版，也给国内的鲁迅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那时伴随着所谓“方法热”，海外汉学著作大批翻译，改变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格局。汉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复兴与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应当感谢汉学家们的贡献。就是现在，我们与海外汉学的联系也还是非常密切，在北大中文系，就常有汉学家来访，海外汉学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 我这里提出要克服“汉学心态”，带有学术反思的含义，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这是一种“心态”。看来中国的学术“市场”的确是大，许多研究在美国那边可能很寂寞，很边缘的，来到这里却“豁然开朗”，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和模仿者。结果是“跟风”太甚，美国打个喷嚏，我们这边好像就要伤风感冒了。可能有人会说，都讲“全球化”了，学术还分什么国界？如果是科学技术，那无可非议，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不必考虑国情、民族性什么的，但是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恐怕不能这样，其中民族性、个别性、差异性的东西也可能是很重要的。汉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的动机、动力，离不开西方的学术背景，用时髦的话来说，有它自己的学术谱系。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就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心态和姿态都和海外汉学家差不多了，“身份”问题也出现了。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说它就是崇洋迷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 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前面我也谈到，这位汉学家在1980年代对于打破学术思维的僵局曾起到类似“催化剂”的作用。至今他的小说史仍然是我们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参照系。但是否也应当有些选择与过滤呢？就拿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来说，他注意到张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注意到那些非常有创造力的方面，这是一种独具的眼光。但夏志清对张爱玲写土改的《秧歌》、《赤地之恋》等小说也那么推崇，认为是记录“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杰作，恐怕就不敢恭维了。《秧歌》把共产党写得那么暴虐，那么没有人性，显然是出于一种反共的政治立场。张爱玲那时到了海外，对国内的土改并不了解，她为稻粱谋而接受了美国官方的资助，《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命题作文”。我们赞赏张爱玲的小说，但不认为《秧歌》、《赤地之恋》是出色之作，因为里边概念化的粗糙的东西实在太多。夏先生反感所谓“流行的意识形态”，认为束缚了现代文学的创造力。但夏先生为什么高度评价《秧歌》？恐怕也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说是出于冷战思维。夏先生小说史的方法源自新批评派，他也试图强调细读，尽量做到比较客观。事实上，这也没有很好做到，他把那些反映时代主流的作品几乎都归类为次品，就不够公正。时过境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指责夏先生。但如果把夏志清的文学史作为学术摹本，是否也应当了解一下他当年写作的学术背景和方法理路呢？现今有些新近的华裔汉学家以及他们的模仿者，在研究土改文学或者中国1950年代文学时，用的还是类似夏先生当年的方法，他们总是非常超然地认定当时的文学就是“政党政治”的宣传，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还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解释，等等，而对于特定时期普通读者的实际状态和审美追求，他们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可以“同情”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却无动于衷。在他们的笔下，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完全是精神沙漠，而少数敏感文人的体验就足以代替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这起码是一种历史的隔膜。如果说汉学家这样写文章还比较好理解，因为学术背景不同，而那些盲目“跟进”的追随者，仿佛也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做超然的汉学文章，只能说是隔岸观火，隔靴挠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