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文学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蔡志诚,华侨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本文追溯了西方近、现代文论中文学性的流变,梳理了从泛文学到现代“文学”观念确立的内在理路,并对文学性的两个维度——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进行考察。文学性从形式结构到历史语境的转换,从审美自律到意识形态幻象的变迁,范式的衍化与语境的变迁形成文学性的历史振幅。这启示我们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文学性进行意识形态的深描测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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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2—0104—07

      一

      这样的知识图景一再重现——认知的步伐追赶不上事物的背影,理论的脚步丈量不出实践的踪迹,外延的乡愁理念挽留不住内涵的飘泊意志。

      概念的抽象命名,只是为变动不居的世间万物构筑认识的驿站。风尘仆仆的事物只作短暂的勾留,在概念的驿站休养生息,但它一时静如处子的名词性容颜,往往让人忘却它动如脱兔又将启程的动词性身姿。概念是为了告别的理论聚会,它穿上符号性的华衣彩服却抖落不掉一身的行旅风尘。概念总是与定义联袂出场,但它们往往踩着理性的节拍翩翩起舞。定义假工具理性的权力之手——命名和分类——来安定活泼野性的意涵,在提精炼粹的“定义”过程中抑制驯化意涵的活性因子。于是,多义的意涵栖居于概念的结构性驿站之中,寄寓而不定居,逗留而不永驻,但“定义”又能定住多少流动的意涵呢?文学一旦走进这幅认知图景,它那多舛的命运是否能运行出别样的轨迹呢?

      西方学者对现代文学观念的谱系学勘察一直持续不断,从广义的泛文学到狭义的纯文学,文学概念的路径变迁标示着流动的文学性的历史踪迹。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文学一词在18世纪中叶经历了一个“民族化”和“审美化”的过程,现代文学观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播撒开来的。① 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想冲击波,以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兴起,被注入时代精神新意涵的“文学”开始在欧洲各国的历史舞台上频频亮相。在法国、英国、普鲁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共时性登场的新“文学”这一术语,已从广义的文化文献中脱身而出,而专指用这些国家的语言写成的、具有审美想象性的民族文学作品。乔纳森·卡勒则着重考察浪漫主义思潮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催化作用,他指出是莱辛于1759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的通讯》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而法国批评家史达尔夫人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论文学》(1800)中首先确立了文学作为“想象性写作”的观念。② 尽管史达尔夫人对文学的界定仍延续广义的泛文学观:“我所指的文学包括诗歌、雄辩术、历史与哲学”,但她已开始尝试内部的区分——“在文学这些部门当中,应该区别哪些是属于想象的,哪些是属于思维的。”③ 史达尔夫人的区分试图标举想象的力量,抑制并削弱理性思维对文学观念的统辖。但这不过是德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法兰西回响,事实上,审美想象的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更多奠基于康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

      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审美无功利”的典律将审美从理性认知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时,审美的“文学”就不再是实现其认识功能、教化伦理功能等载道理性的手段与工具,而是一个审美自律之光普照的独立王国。于是,混沌无边而又浑然一体的“泛文学”开始出现离散的倾向,审美的“文学”已具备从广义文献中分解独立出来的理论原动力。后继的席勒则高擎审美感性的浪漫主义旌旗——“艺术为自己立法”,以自由自律的审美感性作为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建构起审美乌托邦的艺术家园。席勒敏锐地预见到启蒙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高歌猛进,已使工具理性的重轭成为悬在人们头顶随时都可能落下的枷锁,他猛烈抨击认知的工具理性对人的压抑和异化: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械”,将人囚缚于一片片孤零零的机械零件上,人的感性能力与理性功能被强行割裂开来,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分裂鸿沟只能靠第三种冲动——审美的游戏冲动——来调谐统一,游戏冲动“消除一切强迫,使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恢复自由。”④ 这样,席勒在康德美学润泽下掀起的“审美救赎主义”浪漫文学思潮,一方面接延审美的形式自律功能为现代文学观念独立于“泛文学”指称厘定疆域,另一方面又以精神救赎功能赋予现代文学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确立现代文学观念的内在属性——审美性,并由内在的审美光芒向外辐射出社会救赎的外罩神韵。

      浪漫主义对文学的现代涵义的确立确实功不可没,总的来说,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狂飙创造出审美想象的文学共同体——自由民主的人性化乌托邦。它原本是反抗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霸权化的叛逆性救赎,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却被整合成新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卡勒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文学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点利益。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⑤ 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某种社会救赎功能而类似于宗教,因此,社会的、伦理的外在属性就附着于文学文本之上,与此同时,审美性、创造性、想象性、形象性、情感性等价值维度也依附于文学文本之内,逐渐成为衡量现代文学写作的标准,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携手并进演化成不证自明的普遍性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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