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文学性”如何作为问题 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自90年代后期迄今，一直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涉及文学社会位置的“边缘化”、文学的社会批判力的削弱，也包括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研究界对文学研究方式、乃至对现当代文学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体系的自我反省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近30余年来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在80年代，围绕着文学的自律性、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学实践的具体方式等问题，产生过比90年代激烈得多也热闹得多的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80年代文化变革的中心议题)，不过，90年代以来的文学性讨论却具有着不同于80年代的内涵。换句话说，当前研究界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正是以对80年代的文学实践的历史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前提的。 德国理论家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曾用“体系内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两个范畴区分不同层次的批判工作。他认为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着对“艺术体制”的自觉，前者是在“体制内”发生，而后者则跳出了艺术体制而着眼于对“体制”自身的批判。借用比格尔这两个范畴，大致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争论是一种文学体制的“体系内批判”，是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而90年代迄今的“文学性”讨论，则可以说是文学体制的“自我批判”。比格尔如此定义“艺术体制”：“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他同时概括道：“艺术发展的总体性只有在自我批判的阶段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自我批判是以批判所指向的社会构成或社会子系统的完全进化出它自身的、独特的特性为条件的”。他的更富于洞见的观点在他关于文学艺术进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的界定。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艺术有着自身的相对自律性领域，那么就不能简单地以社会整体的判断来代替对文学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的判断。照这样说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90年代的文学危机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比格尔首先认为有必要区分“艺术作为一个体制(它按照自律的原理在起作用)与单个作品的内容”，进而认为“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依赖于体制的框架(将艺术从完成社会功能的要求解放出来)与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内容之间的张力关系而生存的”。进行艺术的自我批判，“只有在内容也失去它们的政治性质，以及艺术除了成为艺术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时，才是可能的”[1] (P87-94)。 较为详细地介绍比格尔有关先锋派的理论，对于我们观照和讨论“文学性”问题或许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目前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事实上仍处在某种含混状态。表现之一，是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以“文学丧失了介入社会能力”作为分析对象，但相关的理论批判却仅仅止于对“纯文学”观念的挖掘①。而文学的自律体制，大致可以说在80年代后期便已经确立，“但在这个体制中，具有彻底的政治性的内容仍在起着作用”[2] (P93)。导致文学在90年代“失效”和“失势”的原因，并不在于“纯文学”观念自身，而在于“纯文学”(或“纯艺术”)的体制与具体作品内容的政治性之间的“张力关系”的消失。因此，如若将90年代的文学问题诊断为“纯文学”观念的束缚，无疑是开错了药方。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值得重视的理由之二，是他提醒我们，在当前的历史处境下，我们应当以怎样更为恰当的方式讨论文学性问题。可以说，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和“无效性”几乎成为讨论者的某种“共识”。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文学性”或否弃“文学性”无疑只是一种表态性的价值判断，或不过是以一种“文学性”去争议另一种“文学性”，这种讨论仍旧停留于80年代那种“体系内批判”的水准。真正有效的研究或许应当是将相关的讨论提升到对文学(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层次上来，因为90年代以来的文学处境正显示其已经具备了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如同马克思理论所昭示的：“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存在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3] (P89)同样，我们可以说：为了实现对文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对那些仍内在地制约着我们认知和理解文学的“文学体制”进行一种自觉的历史清理。只有跳出这一体制，“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能被认知。 尝试从“自我批判”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学性”议题，必须将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纳入思考范围。“文学性”问题从来就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语境，尽管文学/政治的争议几乎始终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但是我们今天用以讨论“纯文学”的语汇、观念和思维框架，却都形成于80年代。大致可以说，80年代是我们今天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期。所谓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之分、“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自律性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声明、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联等，诸种有关“文学”的知识表述都是在80年代建构起来的。因此，考察80年代语境中“纯文学”的知识谱系问题，就并非纯然关乎“历史”或仅仅属于“80年代”的问题，而正是当下的“文学性”讨论必需的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