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电子媒介构造的生活世界。电影实现了柏拉图关于艺术是自然之镜的古老隐喻——你持一面镜子，就可随心所欲地复制世界。然而，比柏拉图预见更多的是，电影不只是给予我们一个非文字的静态的图像世界，而是让世界的图像自动地在我们的眼前流动展现。电视则比电影更进一步，通过荧光屏，电视超时空地将全球“现实”同步地呈现在我们的身边，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言的，电视将我们变成了新的“穴居人”，“我们是电视屏幕……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是我们的肌肤”①。继电视之踵而至的网络（国际互联网），正以一种“全球大脑”的模式重组世界信息活动的体系，它不仅构成了“传播——接受”互动的新传播模式，而且通过数字化将信息世界变成了永恒流动的世界，一个被西方信息学家称为“无作者的自然界”②。 电子媒介向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全面扩张，不仅用过剩的影像包围我们，使我们生存在一个形象过剩的、以影像为现实的超级现实中③，而且正在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出了现代传播学的革命性原理“媒介即信息”，并且将电子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他指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④。这就是说，电子媒介在将世界图像化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知觉完成了适应这个图像化世界的转型。据此，我们应当将“媒介即信息”的传播学原理推进到人类学领域，提出一个新的人类学原理：“媒介即知觉”。 “媒介即知觉”，揭示了我们当下生存的现实：我们不仅通过电子媒介去了解世界，而且以电子媒介感知世界，因此，我们的当下生存是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电子媒介化的。这个人类学事实意味着，我们评估电子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必须从世界景观、信息内容和知觉组织三个层次进行考察。正是通过考察这三个层次的变化，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的人类生活中，电影崇拜、电视迷恋和网络沉迷不仅浸染了全球，而且创造了与这个高科技文明时代反向而行的“再部落”神话。对于一个经受了启蒙教育的19世纪女性，大概难以理解在20世纪的中年知识女性会日复一日、经年持久地把自己的三分之一夜晚（四个小时）交托给那些重复雷同、拖沓乏味的电视剧，难以理解正是观看电视剧变成了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程序。麦克卢汉认为，文字媒介构筑的视觉文化世界，使我们成为一个与对象世界分离的冷静的、理性的观看者；在电子媒介构筑的新的触觉文化世界中，我们重新如原始穴居人一样，沉浸在对这个时空混合的世界图像的非理性的感触中⑤。对于每晚必然要坐在电视机前的当代女性而言，观看电视实际上成为她们感触世界的日常生活方式，对荧屏外的现实她们可能无动于衷，而荧屏中的世界则变成她们最真切的现实经验，甚至可以说是她们生命活动的自然呼吸的一部分。 二 媒介扩张对于文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被挤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边缘化了。在当前，取代文学占据社会生活中心位置的是电视，而电影和网络则与电视毗邻而居。文学的边缘化，不仅意味着我们不再使用文学作为引导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如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和教育手段），而且意味着我们对世界有了不同的经验方式。本雅明在1936年的《叙事人》一文中就指出，电子媒介向受众传播着非经历的、碎片化的信息，它瓦解了叙事人口口相传的经验（故事）。经验（故事）是在讲述人与接受者的经历中积累起来的具有整体性的、有意义的世界经验；相反，信息是无根基的、碎片化的、无意义的事件，它给予受众的只是瞬息即逝的感受。简言之，电子媒介扩张剥夺了我们对世界（现实）的整体经验能力，将我们置于无意的碎片的信息冲击中⑥。在信息时代，对世界经验的碎片化不仅注定了世界的图像化景观，而且注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电子媒介使用奇观化的书写策略（比如作为基本叙事语言的电视人物特写）遮蔽世界图像的无意义和碎片化，但其实际效果却是不断强化了后者。 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文学的信息化转型：文学不再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的叙事，它不再传达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感，不再向我们呈现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图像，相反，文学附着在电子媒介的机体上，以脚注或模拟的方式再现当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电子图像。作为文学灵魂的诗意被“堂皇”地粉碎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之后，就进行了它的信息化的大转型，纷纷书写和展现类电子媒介的当代中国的奇观化图像。如果我们认同主流批评家对当前时代的中国文学的“一片繁荣”的欢呼，我们就必须同时注释说它是一片无心的风景！那些走红畅销的作品，都散发着电子媒介的诡秘光泽和炫惑气息，惊艳迷人而又枯冷空洞。如贾平凹的《废都》、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池莉的《来来往往》、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莫言的《丰乳肥臀》，附着在这些作品上的奇异“光芒”，已使任何一位书写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的学者都不能忽略它们的“价值”。然而，当我们认真评析这些作品的时候，剥离掉这些作品的电子信息化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很难寻找到文学的品格和意义。 什么是文学的品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另一种提问方式，即：在电子媒介将世界景观全面图像化的时代，文学的叙事是否还是必要的？柏拉图将绘画比喻为一面自然的镜子，这个比喻激励了西方绘画近两千年的写实追求；但是，20世纪出现的电子媒介取代了绘画，真正成为了“自然之镜”，将绘画再现世界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个变化，导致了20世纪绘画的严重危机，如贡布利希在《艺术的故事》结尾中说，对于现代画家，他已经不能“真实地”去描绘一个景物了⑦。文学的信息化转型，实质上是附着于电子媒介转向“自然之镜”。无疑，在直观、逼真和便捷的意义上，文学与电子媒介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文学走信息化转型的道路，自然是自我取消——取消文学的品格和意义。我认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叙事的必要性正在于文学品格和意义的必要性：文学的叙事是反信息化的叙事，针对信息化向我们呈现破碎而无意义的奇观化的世界图像，文学要重建我们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经验，重新揭示世界景象的内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