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6)03-0054-05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多元而复杂的概念，它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不同领域含义不尽相同。在西方有关现代性概念的诸多解说中，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吉登斯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社会或工业化世界，包括民族国家、民主等一系列制度性建构“意指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他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1]22“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1]16哈贝马斯从哲学角度出发，把现代性阐释为一套源自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指出现代性乃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2]福柯则认为，现代性“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气质的东西”。[3]可见，吉登斯从制度层面上来阐释现代性，突出强调现代社会行为制度与模式的建构，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的建构，福柯的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实乃一种对时代进行理性批判的精神品格。尽管三位思想家关于现代性的解说各不相同，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人的理性精神、思想感觉方式、新社会制度的建构等。延安时期文艺理论通过强调文艺对大众的思想启蒙、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及对艺术家自由主义浪漫遐想的理性规约，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一、劳苦大众走向现代的思想启蒙 倘若追溯西方现代性的缘起，启蒙运动功不可没。可以说，恰恰是启蒙精神催生了西方的现代性。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旨在用理性来启发人们为中世纪宗教迷信所蒙蔽的头脑，用科学知识来照亮人们的思想，消除神话、幻想，使人摆脱愚昧、蒙蔽状态，达到思想与政治上的自主性。所以，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4]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主张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实现对大众自由、民主、平等、反压迫的现代思想意识的启蒙。 首先，强调文艺对劳苦大众的启蒙教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民族革命浪潮高涨。为发动劳苦大众投身革命，取得民族救亡革命的胜利，启蒙成为抗战的首要任务。一大批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知识分子怀揣革命理想，不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加入民族救亡的行列。然而，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经济状况的落后及农村教育的缺失，民众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1%。”[5]民众思想意识极其落后、迷信“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6]1011面对如此情形，理论家们主张对不识字、无文化的工农大众进行一次“普遍的启蒙运动”，解放他们为封建迷信思想所蒙蔽的头脑，唤醒他们的民族自觉性、主体性，让他们“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6]1011提高他们斗争的热情和胜利信心，以取得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了民族救亡，文艺理论突出强调文艺启蒙功效。理论家们指出，文艺的作用“在于它能把活的事实具体地摆了出来，因此能够教育和号召全国的人，起来为抗战努力工作。”[7]601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不是要‘束之高阁’的东西，它是社会的、民族的”，“要有推动和变革现实的力量”。[7]602他们甚至认为“艺术是发动人民、团结人民，激发他们的斗争热情，锻炼他们的阶级意识，促成巨大的行动，去完成与获得人生最完美的一种成果……除此之外，艺术不为别的。”[8]显然，文艺被理论家当作了启蒙大众现代思想、激发民族意识与斗志的东西，是实现民族救亡、求得民族解放的有效手段。但由于民众文化水平的低下，文艺需要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呈现出来，方可实现启蒙作用。于是，文艺理论中关于文艺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文艺大众化的呼声不断，产生了潘梓年《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林默涵的《略论文艺大众化》、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严辰的《关于诗歌大众化》等一系列文艺理论文章，主张艺术家根据大众的需要和接受程度去创造能“教育群众的文艺形式，使文艺和群众真正的结合起来。”[9]758以大众化的文艺来化大众，激发他们的现代意识。 其次，主张建构符合劳苦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美学追求。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迫使延安文艺的美学追求发生转变，文艺理论建构起一种以劳苦大众审美趣味为旨归的艺术美学追求。延安时期，因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城市，有很高的学识素养“写文章、或画图画、或演戏剧、或制歌曲，都自然而然会有城市风味、城市情调，甚至是外国风味、外国情调”这样的风味、情调与“周围农村(而且是经过了革命的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10]自然不会为民众所接受。而文艺要启蒙大众，必须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理论家们主张，要摒弃知识分子那种吟唱优雅、闲适诗意生活的艺术，摒弃那种纤细、柔弱的病态美。那些认为“大雪天出去散步，风吹的越猛越好，真有诗意”[8]的艺术美学追求在抗战语境中是不合时宜的，是不会引发民众共鸣的。“一切随着生长病和由于生活空虚而来的字句上的花饰都该在我们摒弃之列。”[11]艺术家应该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描绘大众及士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从劳苦大众身上发掘美。“绝不能再认为女人的细腰为美，手指的纤细为美，”因为“这种美是病态的，是有钱人吃饱了饭没有事闲出来的臭美。真正的美应该是为真理、自由，为劳动的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力，创造的力，真正能够担负工作的健康的劳动者的躯体，和坚强的战士。”[8]可以说，抗战的历史现实需要知识分子放弃闲适雅致的艺术追求，赞美健康而强壮的体魄，歌颂坚强不屈的战士及他们不畏艰难坚持战斗的精神，以符合劳苦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来唤醒大众的主体性与现代意识，求得民族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