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响中国文学转变的媒介常常已不是一种而是由两种以上构成的泛媒介场了。泛媒介场作为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媒介组成的对文学活动产生交互影响的多媒介传播情境，正在对公众产生轮番轰击、挤压、烦扰、娱乐等综合效应，迫使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心中比较、累积、增减、变异大量的文艺信息，编织起一个泛媒介的文艺信息网络，以为这些泛媒介信息恰恰正是文艺本身①。不妨尝试设想一下，你现在阅读一部小说可能会先后经历如下若干泛媒介步骤：先通过央视早间新闻“朝闻天下”而得知几位明星正参与某著名导演执导的影片拍摄；继而先后阅读《新京报》或《北京晚报》而得知这其中某男星与某女星拍摄中擦出情感火花；又习惯性地上网浏览到网上有关新闻，包括网友互动信息；接下来在短信中与朋友交流相关信息；再就是与朋友相约到电影院观看这部“著名大片”；最后才找来根据这部影片剧情而同步撰写和出版的小说来读。在这里，诱导你最终进入小说阅读的媒介至少有6种：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络、电影和纸质书本。显然，你如今已并不只“读”语言文字构成的小说了，而是在一种由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电影、纸质书本等交织成的泛媒介场中多方面地“体验”小说，这包括看、听、玩等综合过程。可以说，当今影响公众的每一次文艺媒介事件，其实往往表现为具有泛媒介性质的相互渗透，形成一种具体地影响文艺的泛媒介互动场。随着更加丰富多样的泛媒介互动的形成，文学的转变正在呈现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当今中国文学的泛媒介互动情形如何？或者说，当今的泛媒介场正在给予中国文学以何种互动影响？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这个问题，这里仅仅打算谈谈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几条主要路径（方式）。 1.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虽然人们不住地哀叹文学的纸质媒介已让位于影视媒介而退居边缘，但无可否认而又有趣的是，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却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一条主要路径。如今的一个见惯不怪的现象是，一部小说在文学圈内有口皆碑似乎算不得真正的口碑，而只有当它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而实现热映、并反过来让文学原著重新走向畅销时，口碑才真正形成。当今文学的口碑圈如果有的话，确实不是在文学圈内部了，而是远远扩展到影视圈。近十多年来，文学在公众中的声誉不是靠自身而是靠影视去变相承认的著名实例就有：莫言《红高粱》、《白狗秋千架》分别改编为电影《红高粱》和《暖》；苏童《妻妾成群》、《红粉》、《米》和《妇女生活》分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大鸿米店》和电视剧《茉莉花开》；余华《活着》改编成为电影《活着》；王朔小说被分别改编成影片《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大喘气》、《无人喝彩》、《永失我爱》、《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等，他本人还编写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和《爱你没商量》等；刘恒小说分别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黑的雪》改编成为《本命年》，《伏羲伏羲》改编成为《菊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先后改编成为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以纸质媒介为主打媒介的文学确实退居边缘了，但它难道不正巧妙地借助影视之类核心媒介而使自己在中心重新闪现出一种位置？重新闪现固然不同于重新定位而只属于一种闪烁不定的依靠他力的非稳定的存在，但毕竟闪存过了。 2.与影视同步到纸媒。或许正是意识到上述纸媒借影视还魂之路动荡不定，一些作家索性直接开辟一条与影视同步到纸媒的新路径。与影视同步到纸媒，意味着不再是先有小说次有影视再后有小说畅销，而是小说与影视如影随形地双体同生，实现同步传播，也就是一边热播影视一边热销同名小说。《手机》正是一个合适的案例。还在刘震云协助冯小刚拍摄影片《手机》之初，双方就明确了一个制作方针：刘震云著同名小说须与影片《手机》一道发行。李冯的长篇小说《英雄》也是如出一辙地与他本人担任编剧的影片《英雄》同步发行。而在最近，与冯小刚执导的影片《夜宴》上映几乎同步，编剧盛和煜和钱珏合著的同名长篇小说也在2006年8月由中信出版社隆重发行。 这条影视与纸媒同步传播路径凸显了一条新门道。作为电影《手机》编剧和小说《手机》作者的刘震云本人这样赞美冯小刚：“我是觉得他有一副有力的想象的翅膀。而且，与中国大多数导演不同，冯老师不仅知道往东南飞，也知道往西北飞，他总能找到问题的出路和关键。这一点他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新电影》2003年第23期）这段调侃话语道出了作家心头的真实体会：正是电影（导演）才使得困境中的文学（作家）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当然，这句话其实最好改一改：文学借助影视而插上传播的翅膀。因为，这里实现飞腾的与其说是想象力不如说是传播效率，与其说是审美魅力不如说是销量。不过，有时销售效果并不能与初衷相吻合：尽管有影视的神力扶持，小说《英雄》和《手机》都算不上卖了好价钱，只是相当于与电影捆绑销售、或者说搭售而已。可见影视媒介也不总是万能的，并不总能拯救文学于水火中。文学的拯救终究还得靠自己。 与影视并行到纸媒的一个介乎文学与非文学的传播实例是，厦门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授易中天先后走红电视和纸媒。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通过电视媒介讲解小说《三国演义》与史书编撰之异同得失，很快引发同名纸质书本的热销，相信这对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销售会起到持续拉动的助推作用。相同的实例还有研究员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据报道，到2006年9月止，随着央视收视率的持续攀升，不仅易中天的《品三国》销量火暴，而且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销量也已突破20万册，后者还将从9月至12月在百家讲坛连续演讲48场。阎崇年自己承认，“的确我书卖得多了，稿费也多了，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与读者的心灵通过百家讲坛得到了沟通。百家讲坛使我的研究让更多人知道，拉近了我和读者的距离。”确实，电视热播的直接后果是，纸质书本的销售空间大大拓展了，直接拉近了书籍作者与读者（观众）的传播“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