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8—0122—06 所谓全球化，若按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的说法，就是美国化。他认为，“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为所有社会效仿的新模式——‘地球村模式’或‘全球化社会’”，而“美国在60年代就成功体现了全球化社会，在历史上第一个接近全球化社会和地球村平台的国家是美国”①。不少的西方学者也认为，“‘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即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②， “西方社会的使命是在世界各地激励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发展类同于西方，类似西方的形象”③。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之一鲍得里亚也说：“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④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有些学者也认为自己的环境已经美国化了，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走“脱美国化”的道路。⑤ 由于全球化与现代性一起构成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于是有人如临大敌般地振臂高呼，似乎需要即刻搞一场全民族的文化保卫战。但是，究竟要保卫什么样的传统，究竟要抵御什么样的现代性，对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因此，首先弄清楚现代性和传统的真实含义，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中找到民族文艺学的出路。 一、传统是现代的传统，现代是传统的现代 关于“现代性”，按杰姆逊的说法，它“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⑥。“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虽然他并未言及“现代性”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但“现代性”一词对于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政权的、文化的、学说的、事件的依附性，从而表征众多不同含义的特点，使它自身充分地享有了德里达式的差异性和延缓性，成为一个无中心意义的痕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延或分延（differance）⑦。对于这样一个本身不具有确定意义的词，要想通过常规思维进行定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与杰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大量论述相比，他并没有对什么是“传统”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且也没有注意到传统的现代生成问题。但在我看来，从时间形态上讲，传统并非只是停留在古代的固定不变的文化遗产，而是一个既包含古代又涵盖现代，同时又吸纳外来文化并将其同化或与之结合不断产生新质的生生不已的生成过程。从空间形态上讲，传统也是多声部、多色彩的系统，而不是一种经过提纯的纯粹。从生成的意义上讲，处于当前状态的我们，也在建构着传统。传统既是在内在的传承中生成的，又是在开放和交往中生成的。它的生成离不开本国本民族的现实需要。我们有古代传统，也有现代传统。那种认为只有古代文论才是传统的而现代文论传统不是传统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一种文化是延续传统还是背离传统，不仅要看其话语结构和表达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不是本民族的现实的问题，这些话语方式是否符合本民族文化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用西方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话语来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就要被西化或美国化，这一点已被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中国特色”事实所证明。 用他民族的话语和规则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首先面临的是不同文化的结合。结合意味着关系的重组和建构。关系的重组和建构就会产生新的系统质。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差异，这种关系重组或建构只能是在不同水平、不同层面上的结合，而不可能是一方覆盖、取代甚至消灭另一方的单项活动。结合的前提在于本国本民族的现实需要。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才产生了外民族文化的本土化。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也首先取决于民族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西方资本的逻辑的延伸。因此，应对全球化和民族性危机的问题，关键在于立足于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迎合什么样的需要，而不是在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简单对立和抉择。 决定中国的民族性走向和现代性抉择的并不是民族性和现代性自身，而是中国的现实性。正是这种现实性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艺和现当代文艺学的生成。“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国粹派与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对立和撞击正是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需要使然。这种对立和撞击的结果就是文艺新质的产生和一种新的文艺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形成。文学“为人生”的现实性理念，以文学为手段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以求得到对国民病苦的疗救的民族性诉求，以凤凰之涅槃来期盼民族之复兴的朦胧愿望，都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民族性内容。而反封建的现代性、革命性内容和新诗、新体小说、话剧、版画等现代性形式，都使得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产生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老舍、曹禺、闻一多、朱自清、戴望舒、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学。同样，从王国维开始，中经蔡元培等，到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蒋孔阳等人，也形成了现当代中国美学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和美学绝非单纯的民族性在时间意义上的线性延续，也不是外来民族文化的现代性狂欢，而是现代性与民族性构成的新传统。因此，那种一讲到文学和文艺学传统就只想到古代文论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不顾及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艺学传统的做法显然是偏颇的，其原因就在于只看到了现代文学和现代美学中的西方现代性话语而没有看到民族传统的生成性特点和现代中国的现实性需求，从而造成了似乎只有回到中国古代的古文论传统或将古文论进行现代转换才能应对全球化和现代性侵略的误读。 波普尔认为，传统可以分为两级，第一级为代代相传的事实，第二级传统则是对这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的传统。也就是他说的：“不是仅仅承袭一个传统，而是向传统挑战，有时甚至发明一个新的神话来代替旧的。”⑧ 另一位学者E.希尔也认为，传统是由诸多变异的形态首尾相连所构成的链式结构，被称之为“传统的延传变体链”⑨。传统就是这诸多变体之间围绕某种共同的主题、表现方式、渊源和同一个出发点在不同时代的联系，是这种联系与变异共同构成的连续体。在这个链式结构的连续体中，传统只有在当代才有意义。传统不只是过去，而且也是现在。传统就是在当代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或一成不变的器物古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