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2-0043-04 英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赫胥黎(T.H.Huxley，1825年-1895年)是19世纪中期英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深刻地批判了英国古典教育的种种缺陷，积极提倡科学和科学教育，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科学教育的发展。他不仅注重科学知识的实用价值，而且还十分强调科学教育的精神价值。赫胥黎对科学教育的精神价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科学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二、科学教育具有道德训练价值；三、科学教育具有文化价值；四、科学教育是自由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赫胥黎在《论科学、艺术和教育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教育的基本的任务，首先是培养和发展各种能力，其次是为他们提供各种知识。他把一切科学的知识归属为两类：科学和艺术。凡属于理智范围或推理功能的，归于科学；凡可以感知，能产生激情的属于审美功能的，归于艺术。教育首先是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方法和习惯；其次分别是以科学或艺术的形式，或者以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实质的知识。他提醒人们不可忽视的事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不存在单一的或单方面的性质，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科学”和“纯粹艺术”，而往往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对每一学科的科学家来说，当他专注于探究或试验去验证某种结论时，这种现象似乎可看作是纯粹科学的工作”，但是“他一旦进入这些学科领域，从事深入事物的内在规律时，对于研究的对象自然地产生一种神奇、奥妙之感，身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愉悦”。这种美的感受和愉悦便“成为他的工作和事业的内在动力，也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巨大动力”[1]。有成就的科学家不总是从单纯功利的观点，而是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待他的工作和事业。历史上，很多中外大科学家都是科学家兼艺术家，例如钱学森、达·芬奇、爱因斯坦等等。 审美能力是指“经过官能发展而形成的正确评价行为实施的能力以及从那些洁净的幸福源泉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同时还可以使人们避开那些有害的、粗劣的和丑恶的事物的能力，以及绕过许多陷阱和危险的能力”[2] (P102)。赫胥黎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审美能力如同推理能力和道德情感那样，是需要进行专门的教育、指导和培养的，并且需要通过学习自然科学来培养。虽然学习自然科学不能直接增加人们对自然界物体的美感，但是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学习可以影响人类的观察力，而且自然科学知识能引导人们去追求自然界中美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学习将是“由美的东西引起的一切快乐”的最主要来源。赫胥黎曾指出，一个没有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人，可能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甚至优秀而伟大，但只能算作是“半个人”，因为他没有发现艺术美的能力，“他把几乎所有美妙的艺术品的正面都转向了墙壁，他会对自然界中非常丰富的美的来源视而不见”[2] (P46)。 二、科学教育具有道德训练价值 赫胥黎深信科学的崇高美德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它对人的心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使人从自然界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不仅科学在创造着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且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并且科学在人与自然的一次次斗争中也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促使人的生命走向更高的境界。由科学本性所要求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为人类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的崇高的奉献精神对人们的道德教育有着无以取代的作用。 赫胥黎认为科学教育是真善美的统一。在他看来，科学教育有两个重要目的，一个目的是增长知识，另一个目的是养成热爱真理和憎恨谬误的习惯。科学所具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在科学实践中不断升华出来的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和人类意义的精神财富。例如，对宇宙及大自然的观察与探索可以拓展学生的胸怀；对真理永无止境、锲而不舍的追求可以磨炼学生的顽强意志；科学要求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低头，可以塑造学生诚实和勇敢的人格。科学学习在许多儿童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常常是难以预料的，它的许多价值必须同道德的影响联系起来。爱因斯坦在科学对人的心灵具有教育作用这一点同赫胥黎的观点相近，他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间接地产生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3] (P63) 三、科学教育具有文化价值 赫胥黎对于19世纪中期英国存在的两种错误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批判，一是“那些具有古典知识的人就自夸在人类所及的范围内获得了最高级的文化”[2] (P95)；二是有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是下等人的事情，自然科学研究没有资格被授予文化的称号，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不管他造诣多深，至多不过是一位可尊敬的专门家，却不能进入“文化圈子里来”，“大学的学位也是不能给他的”。甚至认为“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在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究一切真理时，就会导致一种狭隘的和偏执的信念”[2] (P97)。他指出：“‘文化’确实是指某种完全不同于知识或专门技术的东西。它指的是根据一种理想或参照一种理论标准对事物的价值进行批判性评价的习惯。理想的文化应当提供一种完整的生活理论；这种生活理论是建立在清楚地认识类似于其本身可能性和局限性基础之上的。”[2] (P99)他认为，对于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来说，他们所获得的直接价值都是古典教育的训练和教材所没有的。另外，他还认为，要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文化，单纯的科学教育或文学教育同样无效。“掌握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古代东方人的全部思想和言论以及现代文学必然会告诉我们的一切，并不足以证明，我们已经为构成文化的那种生活评论打下了十分广泛和浓厚的基础”。同样，“如果不是从大量的自然科学中得到共同的精神素质，民族和个人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2] (P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