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07)07-0003-06 一个学科领域的教材代表这个领域的专业成就。在任何学科发展的历程中,我们都可以通过这门学科的教材来了解学科发展的成就,而且可以通过对已有教材的分析,来判断一门学科发展的阶段和特征。当前,我国的课程研究方兴未艾,通过对课程论教材的分析研究,可以揭示课程论学科现有的基本特点、存在的问题,并预测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上世纪早期人们围绕1922年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改革展开课程研究至今,我国的课程发展已经将近九十年的历程,在不同发展时期出版了许多不同特点和内容的教材。在20世纪20~40年代,程湘帆、王克仁、徐雉、朱智贤、熊子容、李廉方、陈侠等学者就出版了一批课程研究著作,[1] 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课程教材和课程沿革史方面,虽然对于我国课程论的起步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还不能反映目前我国课程论学科建设的专业成就。 从1949年到1980年,我国的教育学界受苏联教育科学模式和我国教育相对集中的管理模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甚至忽视课程论的研究,没有出现正式的课程论教材。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教育实践发展需要和国家有关政策推动下,关于课程的专门杂志、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创建起来,相关研究越来越活跃和丰富。一批课程论著作问世,这些著作既反映了我国课程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历程,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已有成就,对它们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课程论研究的现状和确定未来发展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课程论著作可以分为教科书类、译著类、中外比较研究类、历史研究类、分领域研究类、实践研究类等不同类别共计近40部。鉴于教科书在一门科学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我们选择以下五部在课程论领域影响较大和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一、课程论教材分析 教材的结构体系和具体内容是一门学科知识结构系统的反映和体现,它不仅是对本门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概括,更会通过教育活动影响后来研究者对本门学科的认识和研究方向。在了解其不同编著背景的前提下分析各部教材的整体特点和具体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课程论学科发展的道路和当前课程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写作背景与教材特点分析 一本书的内容直接反映作者的思想和观点,而作者的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活教育经历和时代背景等的影响。本文所选五部教材在时间上跨度较大,作者的个人背景也有较大的差异,从而使五部教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陈侠先生一生曾担任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教师、小学校长和教育杂志编辑等工作,对我国的教育和课程研究状况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体会。陈本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课程演变的基本历程和特点,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几十年的课程编订工作作了总结。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当时关于课程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又融入了作者多年来对课程的思考和认识。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本课程论著作,对我国课程论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陈本在侧重我国课程实践的同时,对国外一些先进的研究成果关注不足。 相对于陈本立足我国实际的特点,紧随其后出版的钟本则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色。钟先生多年在日本进修和研究、多次出访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多项国际性合作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等经历,使作者能从世界课程发展和研究的角度审视我国课程研究的发展。钟本的内容侧重对国外课程研究成果和课程实践经验的全面介绍,对于拓展我国课程研究的视野发挥了重要作用。 廖本的内容较好地做到了国外理论与国内实际的结合。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几次在英美等国家学习和考察,对国外一些代表性理论有深入研究。同时廖先生在湖北等地就我国中小学的课程设计和实施进行了广泛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在了解国情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中小学课程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廖本针对我国中小学课程建设的实际问题,借鉴外国先进的课程经验,初步创建了比较系统的课程理论体系,为我国的课程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施本教材与前面三本又有不同。施良方教授是出生在新中国的青年学者,在求学期间就有机会深入接触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在课程研究方面具有比较独特的视角。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课程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较之十几年前有了明显的发展,课程研究的视点和思路都与前面有所不同。本教材以全国教育科学重点课题研究为基础,在考虑中西方课程研究之间的差异和衔接的前提下,尝试构建课程研究的理论框架。该书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课程研究以经验性为主的状况。 廖田本是一个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教材。2003年我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深入全面地展开,为我国课程理论研究提供了动力和基础。廖田本真实反映了我国这段时期课程研究综合化的趋势,从多种层次不同视角对课程问题进行了探讨,观点新颖,内容丰富。其中关于我国中小学课程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课程研究必须为课程改革服务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