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05—0010—06 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化从近代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段。前者可以称为“旧全球化”，当代可以称为“新全球化”，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与特点。[1] 旧全球化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借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21世纪，人类进入了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首先是指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主要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的推动因素。“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世界上几万个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和2／3的世界贸易。跨国公司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2] 新全球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全球问题的出现。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恐怖主义、国际毒品贸易、艾滋病、金融风险、网络病毒等国际性的问题，它们不是靠单个国家的政府就能解决了的，必须是全球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这又增加了各民族国家合作的渠道。 新全球化在途径上不同于旧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旧全球化是通过资本的生产来控制的，新全球化主要通过信息手段，包括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以及文化传播进行的。信息全球化正在取代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成为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旧全球化以资本全球化为本性，那么新全球化则以信息全球化为本性。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在新全球化中，文化、价值的属性更加突出。 文化的全球化样态，按照目前的认识，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文化的同质化。有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保证其有利地位，这就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冲击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等，其最终结果是消解弱势民族的文化，建立起一种世界普遍性的文化。所谓的世界普遍性的文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是以西方文化为基本框架的单一文化。第二种观点是文化的多元化。我国学者张世英指出，“文化多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3]。荷兰学者汉斯·阿德里昂逊也指出，“经济的一体化可以与文化独特性并行不悖”，全球化真正消除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组合物，而不是要消灭民族的文化特色，它要达到“这种整体上的相互联结下地方特色可能的繁荣”[4]。在这些学者看来，Unification 是统一化，要消除差异；Globalization是全球化，则承认差异的存在。第三种观点是文化的一体化。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加之环境问题、航空、通讯、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手段的促成，世界已成为“地球村”。这个“地球村”不仅是经济上的往来，而且有文化上的交流与撞击，各种文化在相互撞击下融合，会越来越趋同，走向一体化，民族文化的成分将逐渐被削弱，以致趋于瓦解。 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三种全球化的文化样态都有可能。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分析：哪种文化样态是我们要力避的，哪种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哪种是我们当前要立足的？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放眼未来的发展，推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设。 二、全球化与文化殖民的危险 不少人对全球化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认为全球化打破了西方的一元化和霸权主义，使各民族、国家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使世界呈现出多元和多极。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对话需要平等的地位，而平等的地位需要自己争取。否则，全球化的到来，只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教育上，再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危险之中。 殖民主义是16世纪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后殖民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早期的殖民主义靠的是武力和对财富的掠夺，后殖民主义依靠的是不平等的文化渗透，以一种“普世文化”为幌子的文化侵略。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宗主国的统治和支配是外在的，但文化的渗透则是内在的。“真正的力量不是那一天早晨到来的坚船利炮，而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的新式学校——新式学校兼具大炮与磁石的特性。大炮只提供一种战斗武器的效能，学校却超过大炮而使征服变得恒久。大炮加强权于身而学校却可以蛊惑灵魂。”[5] 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数据，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的净资产超过了世界上最贫困的41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10％最富裕的2500万人的收入超过全世界20亿贫困人口的总收入。[6] 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对所有国家都均势和平等的过程，在许多方面，全球化只是强化了现存的不平等，并且形成了新的壁垒。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贸易上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同样，在文化教育上西方发达国家也居于强势地位，成为全球化文化的生产者，发展中国家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菲利普·G·阿特巴赫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大学的严重不平等。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学术中心主要是北半球的那些领导型大学，尤其是那些使用某种通行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大学占据了学术层次的顶端。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工业化小国的整个院校系统则处于学术边缘，并要依靠学术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高级训练。这些强势大学始终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那些薄弱的院校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低下而亦步亦趋，成为强势大学知识生产的消费者。以学术期刊为例，主要学术期刊和数据库都位于美英两国的主要大学之中，因为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都用英语出版。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依靠这些强势大学的学术研究，这就造成了学术上的依附性。[7] 阿特巴赫认为，美国对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学术项目和院校评估认证，就是在推行一种学术上的殖民主义。因为美国认证标准是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而设计的，它反映了美国学术系统的历史、规范以及价值观。外国院校接受美国的认证，就必须与美国的课程模式和学术组织模式保持一致，接受他们的标准与规范。[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