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3-0005-08 “范式”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创立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他“科学革命动态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概念，原意是“语法中的词尾变化”，库恩借用它来表示范畴、模式、模型等，后又扩大到表示包括范例等在内的重大科学成就以及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循着的一整套规定。库恩的“范式”概念是由科学理论要素、社会心理要素和形而上学要素三部分组成的复杂结构网络，是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构成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科学家们所共有、秉持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具体而言：(1)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统；(2)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研究范围、概念系统、基本范畴和核心理论；(3)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平台和论坛；(4)范式是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5)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必须看到，这五个方面均体现为对科学研究的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范式的实质是科学活动的整合和升华，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一套全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方法的转变。 库恩的科学观是一种动态理论，它关于科学发展的图式可以表述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因此库恩认为，“范式”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从原始科学到成熟科学的重要转折。在常规科学时期，范式决定科学的各个方面，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框架内从事高度定向的解难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科学的进步。当旧范式面临反常和危机为新范式所取代时，便导致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标志着科学发展的又一重大转折，标志着科学共同体以一种全新方式看待世界，同时意味着新的常规科学的到来。因此，研究“中国教育学的范式”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教育学的范式作为教育学发展进程中人们对教育学具有支配地位的看法和公认的系统性思想体系特别是作为处理教育学问题的依据，以一种范式的方式规定了教育学的建构准则，指明了人们借以选择和明确探究的教育学问题，决定了教育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教育学的范式除了具有维持教育科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给共同体提供一种解题规范和范例的作用之外，还具有一项基本功能，即学科规训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学的范式能够约定教育学科的边界并使教育学科的边界成为清晰透明的领域。显然，正是由于教育学的范式具有了这种隐性的学科规训作用，从而可以保证教育学共同体成员的程序化工作，引导教育科学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一、教育学范式的中国历程 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一直把教育理论或教育科学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引进后的模仿和自立上，以至于长时间被动地接受着来自西方和苏联教育学的灌输，被“西方范式”和“苏联范式”长期困扰，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教育学范式。事实上，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在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支配下，西方范式成了界定和评价中国理论的权威依据和标准，并依此而建构和规划中国理论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现道路。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无道理，但是必须承认，中国教育学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薄弱和本土情怀匮乏所引发的教育学范式危机，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 (一)“苏联范式”的影响 中国教育学风风雨雨走过的艰难历程中，曾经对我国教育学范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率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教育学科探索，把教育学分成四大块——教育学总论、教学理论、德育理论和学校管理理论，从而建构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教育学科体系，这也成为现代教育学科的基本范式之一。凯洛夫教育学20世纪50年代初传入我国，很快成为我国教育学科的标准范式。随着凯洛夫教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我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他主编的教育学也成为师范院校教育学教科书的蓝本广泛流传。据统计，凯洛夫主编的老本(1948)教育学在我国印刷一次，印数为291516册；新本(1956)共印8次，印数为193897册；老本、新本总计印数为50万册左右。当时(1957年)的城市中小学教师几乎人手一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学教科书的建设产生了持久的烙印式影响。北京师范大学1956年编写的《教育学讲义》即完全沿用了此范式。20世纪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从五六十年代的初步建设到八十年代的大量涌现亦都建立于此范式之上。南京师范大学1980—1984年编写的《教育学》是一本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可的比较成功的教育学。尽管其在具体内容组织上不乏自身特色，使教育基本原理、教学理论、德育理论和学校管理理论各自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但是整体基本框架依然沿袭了凯洛夫的教育学范式。 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处在新制度的初建中，当时苏联与中国社会制度相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全面学习苏联是正常的。苏联教育学范式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是：为我国了解教育学的性质和逻辑架构提供了具体的范本，为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奠定了十分必要的认识基础和理论基础，亦提供了展开教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但由于当时和后来国情的原因，导致长时间的闭关锁国，限制了我国教育学者的视野。国际比较的严重缺乏和可用资料的严重匮乏，使很多学者误将苏联教育学当成经典框架，久经熏陶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评价标准影响了我国教育学的研究思路，延缓了教育学的发展进程。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