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5905(2007)02-0028-04 并不是有知识的人就能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对社会的关注与价值的承担。随着现代社会学科建制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知识分子行使自由意志的公共空间逐步缩小，专家与专业人士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退隐相伴而生，专业主义构成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胁，因为知识分子是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社会群体，他们倾向于把特定的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社会活动中。而具有专业主义思想的学者和专家不在公共生活中和普遍价值中验证理性思维的力量，而是退缩到专业和体制中去寻找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似乎知识本身不需要生活的验证而具有自足的目的一样。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由波斯纳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蜕变为体制内知识分子，这些日益学院化、职业化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也日益物质化，世俗化。当知识人与社会彻底疏离，仅仅从职业范围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对知性问题的关注时，而不再以思想的进化、以社会的理性化为目的，便意味着知识分子精神的丧失，便导致了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平庸。 一、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保有与失落 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教师可谓是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以至于在某些场合下有把两个概念等同的嫌疑，因为一提到知识分子，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教师这一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知识并以知识传播为己任的群体。但是理性地透视教师群体，我们只能说教师天然地具有知识分子的外在形态，但却不一定具有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按照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与知识的密切程度来说，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甚至是创造者，他们的职业也是因知识创生与传播的需要而产生并存在。但仅仅掌握知识并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了知识的占有之外，他们还应该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完整的知识分子精神在教师职业发展的历史上的确有所体现。 古代的教师之所以具有心系天下的宏大视野，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了教师和教育天然地承担着的社会道德使命。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样本着自己的良知，服务于道德的力量，身居象牙塔内，心系黎民苍生的知识分子精神火花还时有迸发。尤其是在时局混乱、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教师能更多地作为真正的“思想者”站出来，积极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甚至成为社会思想与实践领域变革的中坚力量。典型的如春秋时期“讲学兼议政”的稷下先生，明清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东林学者，还有“五四”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大学教师，他们都具有大社会的眼光和气魄，在乱世中积极追求终极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 教师群体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担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智性，能够运用知识和智慧进行思考和判断，能对发生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更深的学理层面的解释，有能力向世人提出更加合理的问题解决之道。第二，教育者具有更多的道德关怀，他们本身承担着教人求知、教人向善的职责，他们追求并实践着真、善、美的统一，并倾向于以此为价值尺度判断一切社会事物。第三，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事业，教育者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现今的教育环境可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自我中心的、脱离社会生活主题的环境，校园如“围城”般区隔了教育的世界和现实的生活，使教师对现存世界产生很深的疏离感，教师更多地成为一种外在的职业类型或特定的经济利益阶层。他们不再迷恋并献身于真理与社会正义，不再属于“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他们只能作为“知识的占有者”的面孔出现，而无“人类价值的守护者”的精神担当，这使得教育工作者徒具知识分子外壳而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伴随着教育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远离，教师与学者大幅度地从广场向学院退缩，并且随着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体制的强化而转变为技术专家。专业主义思想仅仅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增进看做是教师发展的方向，在促进教师的教学技能的熟练化之外，似乎把更本质、更重要的精神性发展的维度遗忘了。诚然，对于教师的业务熟练程度和学术工作的发展来说，专业化的要求的确可以使教师们受益良多，可是，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职责之外，毕竟还担负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专业人士的脑力劳动关注的是提供服务，而不是推进思想。只要思想包含在专业任务的完成中，思想就不是因自身而有价值，而是作为实现他们的手段而被重视。”[1] 由于专业主义对技术熟练程度的过分关注和对精神发展的漠视，广大的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公众教师”和“社会思想者”的精神气质，成为典型的“教书匠”和“学科专家”。他们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的功能正在悄然消退，社会责任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他们已经过多地失去了难能可贵的社会关怀的意识和勇气，他们的“学术”也失去了引领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价值。 古代教师作为体制外的漂流者，还保有“士”阶层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忧思，只是由于后来体制的变革引发了思想层面的革命，教师带上了制度的枷锁，顺便也脱下了知识分子的圣衣，有了体制上的归属，却失落了精神上的家园。现代教师已经不再是良知和道义的社会形象代言人，他们已经放弃了谦谦君子的精神追求，在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遁入了思想的空门。就是在这样“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时代，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能“臣服”于体制与权势的阴影之下时，对教师知识分子精神的呼吁就更加紧迫。因为越是在艰难与稀缺的环境下，我们越是要对崇高的精神更加珍爱并努力保有。“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for)来代表、呈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2] 一旦知识分子退缩进狭窄的专业领域，成为冷漠、狭隘、唯专业建制是从的套中人，则思想便失去了进化的力量，社会的良知也将无人看护。因此，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只有摆脱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主义思想和“工具主义”意识的羁绊，坚持教育者的专家伦理和对普遍道德法则的信守，同时进一步弥合教育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疏离，发展公众教师般的对社会“布道”的勇气，才能脱掉穿在教育者身上的莫须有的名为“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衣”，而真正地以知识分子的身份闪亮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