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2-0184-06 一、社会排斥及其类型 社会排斥是社会研究的重要范畴。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排斥”这个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法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排斥概念从最初指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诸纽带削弱或断裂的一系列过程，发展到认为社会排斥是对公民地位与身份所赋予的政治及社会权利的否定，是对民主社会的严重破坏。社会排斥概念还聚焦于社会分配和社会关系议题，即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不足够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社会权利等。 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②。现在社会排斥一词的含义已经被泛化，意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纵观这些社会排斥理论，我们不难解读出社会对下层人民或弱小群体的一种歧视，即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排斥，其参照体系是社会弱势群体本身。 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排斥理论却令我们耳目一新，他提出了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③：一种是对于社会底层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反叛”：富人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出来④。特权阶层生活在壁垒森严的社区中，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体系。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从其特征上来看，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与社会下层的被动排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吉登斯社会排斥理论的参照体系是社会主体成员，即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由于西方国家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纺缍形社会结构。所以，吉登斯的“社会排斥”中社会所排斥的是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而社会中间层则成了他社会排斥理论的参照群体。 二、主动与被动：教育排斥的表现及其机制分析 社会排斥理论是学者们讨论社会公平(平等)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我们知道，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分配载体，始终是社会公平领域讨论的核心内容。因此，教育排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排斥的水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阶层关系的水平。当然，教育排斥也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排斥，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教育排斥与社会排斥不同的地方在于，社会排斥主要是代内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水平的量度，而教育排斥则主要量度和分析的是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水平，即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代际转移与积累问题。这是因为受教育的主体之间本身并没有相应的资源能力来排斥教育体系，但由于这些受教育的主体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其家庭有相应的能力来排斥教育体系，所以教育排斥其实质是一个代际关系问题⑤。 参照吉登斯社会排斥理论，我们在当代中国教育不平等研究中也引入教育排斥的分析框架，将教育排斥分为社会上层主动的排斥和社会底层被动的排斥。所谓主动的教育排斥，是指社会上层成员为了让其子女享受高人一等的教育，主动退出社会主体成员子女所共同参与的大众公共教育体系，并保持相应的社会距离的一种群体隔离现象。所谓被动的教育排斥，是指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由于经济、信息、权力等资源的限制，无法使其子女享受社会主体成员子女所享受到的教育权利，被迫退出社会大众所共同参与的大众教育体系，或被迫享受与普通社会大众子女低一等级的教育，从而与社会大众教育体系保持相应距离的一种社会群体隔离现象。教育排斥的参照体系是社会主体成员子女所共同参与的大众公共教育体系，社会上层成员及其子女主动排斥的对象正是这一体系，而社会底层成员及其子女被动退出的也是这一教育体系。 (一)当代中国教育排斥的表现 严格来说，教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但大众教育体系概念则要狭窄得多，现行的国民教育体系能比较好地代表它。与此同时，由于教育排斥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可将当代中国的大众教育体系分为三个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并根据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情况分别考察当代中国教育排斥的不同表现，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下表是这三个阶段教育排斥的表现及其与大众教育体系的对照。 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排斥 社会上层子女(主动排斥)社会中层子女 社会底层子女(被动排斥) 义务教育 贵族学校、择校 普通公办学校 条件极差的普通学校、辍学 高中教育 贵族学校、出国 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少量进入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学习， 绝大部分没有机会 高等教育 国外大学 重点高校、普通高校 少量进入低等级高校、民办高校， 绝大部分没有机会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排斥倾向，即以贵族学校为代表的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与以因贫困而辍学的社会底层的被动排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上层成员，由于收入稳定，一般倾向于选择较好的学校就读而不过分计较这种教育消费水平的高低，甚至就读于贵族性质的学校，认为这样才符合阶层的身份。我国目前收费昂贵和贵族性质的学校及择校生生源充足就是证明。与社会普通大众子女所就读的普通公办学校相比，这些社会上层成员子女所择的学校和贵族学校，其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培养模式等均要好得多。同样的道理，社会底层的成员由于家庭收入有限，在这有限的收入中首先要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如粮食、衣物等，然后才会考虑基础教育的支出，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会考虑其子女就读于离家庭近的、收费低廉的但教学质量中等偏下的学校，城镇下岗职工家庭，其子女也只能被迫就读于按居住地划分的条件较差的学校，付不起高额借读费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阶层子女，或者是失学或者只能接受没有被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条件简陋、师资水平低的民工子弟学校。而老少边贫地区的农民子女，特别是女孩，面对家庭的贫困，唯一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退学。这些社会底层子女所就读的学校，与社会大众子女所就读的普通公办学校相比，其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培养模式等均差得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