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2-0136-07 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主要是指英、法、美等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曾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关于科举西传，笔者曾作过专题探讨①，本文专门论述科举制对东亚三国的影响。 一、日本科举的受容与异化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 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可以从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和落第诗反映出来。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十七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诗中，就有不少“及第”、“龙门”、“登科”等词句。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②。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③ 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日本的进士及第者。据日本《登科记》所载：“式瞻王，延喜十六年（916年）八月廿八日试，行朱雀院，御题《高风送秋诗》。及第四人：藤原高树、大江维时、春渊良规、藤原春房。已上四人，不作开韵及第。”《朝野群载》卷十三《纪传》上载：“《登科记》云：神龟五年(728年）戊辰始行进士试。少辅菅原清公。”④至今可考姓名的8、9世纪文章生（含进士、俊士、文章生试受验者、拟文章生）有196人，文章得业生（含秀才和给料学生）有35人，秀才、进士试受验者也尚有55人。⑤ 日本科举的发展趋向总的来说是日渐贵族化，但其间也有过“唯才是贵”的努力。天长四年(827)，纳言安世良峰奏呈：“太政官于去十一年十五日符称：‘案唐式，照文、崇文两馆学生，取三品已上子孙，不选凡流。今须文章生者良穿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选生中稍进者，省更复试，号为俊士。取俊士翘楚者，为秀才生者。今谓良家。’偏据符文，似谓三品以上。纵果如符文，有妨学道。何者？大学尚才之处、养贤之地也。……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贵。朝为厮养，夕登公卿。而况区区生徒，何拘门资？窃恐悠悠后进，因此解体。又就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后年，更有敕旨：虽非良家听补之进士者。良家之子，还局下列。立号虽异，课试斯同。……望俊士永从停废，秀才生复旧号，选文章生，依天平格。”⑥从此文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参考“唐式”的因素。文中所言“唯才是贵”、“何拘门资”等语，体现出考试取才公平竞争的意图。 唐朝科举制实行的结果是秀才科逐渐停废而进士科日渐兴盛，但日本到公元730年以后则是秀才科逐渐独盛而进士科式微。《本朝文粹》卷二《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又云：“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深浅，拟二科之贡举。”秀才科考的是方略策，《令义解》卷四《考课令》“秀才”条注云：“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也。”《令集解》卷二二《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说：“秀才，谓文章士也。方略，谓无端大事也。多闻博览之士，知无端，故试以无端大事也。假令试问云：‘何故周代圣多，殷时圣少？’如此事类，二条试问耳。” 进士科考的是时务策，《令义解》卷四《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者，治国之要务也。假如‘既庶且富，其术如何’之类也。”《令集解》卷二二《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日本科举中秀才科与进士科呈现与中国唐朝此二科相反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两者之间难易不同，进士难而秀才易，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的升沉消长。⑦而日本史料中关于方略策与时务策的解释，未见于中国史料，这要么是中国相关史料亡佚，要么是日本科举创发新解，有助于理解唐朝的秀才与进士科。 关于秀才地位和所试方略策的评判标准，菅原道真在元庆七年（883年）掌管贡举的过程中深有体会，认为“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并论“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说：“《考课令》曰：‘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下第。’谨案：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文辞差鄙、义理共滞，所谓不第也。又检前例，文辞虽非绮靡，披读无大害；义理虽非全通，所对才及半分者，谓之文理粗通。文辞虽有可观，义理不及半目，则令条前例，共无可欺。唯至上中之文平理平，上下之文理共平，偏案令文，难可会释。更据前例，又无准的。请详释令条，明立流例。不令详定之官，有所迷谬。”⑧也就是说，菅原道真在评定策文的成绩的实践中，感到原有标准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够强，因此要求将其进一步细化，使之更加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