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考察：三个十年 考察中国女子学校百年发展史，兴女学与男女同学似一条鲜明的红线，多种思想的冲撞均聚焦于此。我们只要分析兴女学与男女同学思想产生发展的背景及其理论基础，便可触摸到发展的脉搏和斗争的实质。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就是产生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代，本文以女子学校发展史上突出的三个十年为关节点。 （一）1896年—1907年：女子学校产生和制度确立的十年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是在鸦片战争后从西方传入的。依仗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第一次将近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输入中国，无疑这对中国女子学校的出现起到了直接的示范作用。由于传教士险恶的用心及其昭然的侵略目的，当时国人从感情上并未接纳这一“新生事物”，更多的是仇恨之，诋毁之。甲午战争后，亡国灭种的危机又一次迫临国人面前，这一时代背景为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观念上与行动上的思考动力。在他们看来，要拯救国家之危亡，“非遍开女学以警醒之不可”（康同薇语），于是，创办女学成为当时破天荒的大事被提到议事日程。与维新运动相伴而生，1896年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发表《倡兴女学堂章程》，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及至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实施时，中国女子学校已发展到428所，除甘肃、新疆和吉林三省以外，全国各地均有女学堂。万事开头难，应该说这是女子教育发展史上最为艰难的十年。兴女学与禁女学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维新派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以及传统阴阳学说和儒家经典有利的部分，不遗余力地鼓动宣传兴建女学，而顽固守旧派则抱残守缺，竭尽造谣之能事大张旗鼓禁女学，极力禁锢、重铸枷锁。女子教育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 （二）1912年—1923年：女子教育发展重要的十年 如果说第一个十年女子教育发展的主题是兴建女学，是为在几千年来大一统的男子独享的教育领域中分得一杯羹而不懈努力的话，那么，这第二个十年男女同学则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经过辛亥革命的历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女子教育绝不再仅仅是要分一杯羹的问题，而是以战斗的姿态、敏锐而又深邃的头脑平分教育之秋色，要与男子一争高低。此时的男女共学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随着妇女运动的高涨，妇女思想解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广大妇女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妇女们以实际行动突破了“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的礼教大防，否定了“贤妻良母”的说教，沸沸扬扬的男女同学的论争在这一系列势不可挡的潮流面前逐渐趋于沉寂。由辛亥革命时期男女小学同学的讨论、女子中学的设立，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学开放女禁，再到1922年没有性别之分的《壬戌学制》的颁布，女子教育发展的这十年，虽也是一波三折，但流向十分清晰——向着男女平等即男女共学的主流目标前进。当然，制度层面的男女平等教育体制的确立并不代表实践中女子能够真正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教育权利，但它却奠定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女子学校再度出现 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并不断深化，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开放性。首先，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世界整个教育改革大背景下进行的，对世界教育改革的各种思想流派与实践行为都有一种主动学习、积极借鉴的心态和行动。其次，它又是整体的。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急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变化。再次，它还是多元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单一、封闭、教条式的思维框架或模式中解放出来，多种思想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循着不同的理论依据解读着过去、审视着现在、预测着未来。创新可以说是当代使用频率最高、内涵最丰富、涉及领域最宽泛的一个词汇。单就教育改革这一背景来看，新时期女子学校的再兴是时代的一种反映。女人是人（更确切地说是与男人一样的人）这一个世纪以来妇女解放实践的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理论把女性诱入了男性的世界，以男性的眼光、立场、观点去分析一切、评判一切，为此女性做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其付出也是十分惊人的。尤其重要的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消除了男女的性别差异，是否就意味了女性的解放？是否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就是实现了男女教育的平等？面对现实社会领域中的种种困惑，西方女性主义学说为解决当时人们思想上的困惑、迷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的理论界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思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人们逐渐接受了社会性别理论。新时期女校在这一背景下兴起。 二、认识：家庭、社会、个人 女子学校的出现、消亡、再兴这一发展历程，不仅仅是女子受教育形式的变化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一定的妇女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文化观念。 女子学校教育总是围绕着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争论与思考，即女子为什么要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着女子受教育的形式、内容和制度安排。回溯历史，19世纪末，在强种保国的时代呼唤中诞生的女子学校，依其创办者看来，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促进家庭的和睦；能够减轻家累，助丈夫之生计；能够奠定儿童教育的基石。从其思想根源上来说，这并未摆脱几千年来在女子一家庭单线思维模式下设定女子的形象、地位与发展的桎梏。 女子学校是女子眺望世界、走向社会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滚滚的社会变革潮流不仅动摇了女子学校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它深深撼动了男尊女卑的文化系统。透过这个窗口，开启了女性眼界，让她们看到了生活令人惊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她们封闭、依附的性格有了历史性改观，呈现出自尊自强的新气象。她们不再迷信、仰仗多年来他们所奉承的男人，她们更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具有控制周围环境的能力。自信心使她们敢于迎接挑战，不懈追求自己的理想。总之，女子学校培养出的女学生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已远远超出创办者的初衷，展示出时代的精神风貌。她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社会舞台，彰显其深远的社会意义。翻阅清末民初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女学生热心爱国的报道。她们的所思所虑超出狭小的家庭世界，追求爱国和奉献的意义。她们开始追求经济独立，强调妇女职业教育，着力提高自己的自立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沉睡几千年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大胆追求人格独立，张扬其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