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369(2006)03-0022-05 与杜威(John Dewey)同时代的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并不予以足够的认同，但却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学者。”① 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对杜威的地位也以高度肯定：“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②“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首次使这一美国本土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美国走向世界，因而使美国从意识形态的进口国一跃成为出口国的头号功臣。因此杜威的哲学和伦理学无可争议地构成了美国实用主义运动，乃至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中最重要的篇章。”③ 可见，杜威在世界现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杜威的影响远及世界许多国家，他的著作被各国学者争相译介。据杜威研究中心统计，从1900年到1967年间，他的著作被译成35种文字，共出了327个版本。④ 此后，还有更多的版本推出。 对于世界诸多国家，中国和苏联所接受的影响是巨大深远而颇有特色。在当时，一个是贫穷落后，正在革新求强的大国，一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杜威本人曾以十分浓厚的兴趣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亲自带团到苏联考察，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尽快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杜威与中国更有不解之缘。在中国有膺服其思想学说的弟子，“五四”时期，他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尊称他为“孔子第二”。他的教育理论无疑促进“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比较研究杜威对中苏两国教育的影响，对于杜威的研究和中苏两国现代教育史的研究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杜威对中苏两国20世纪20、30年代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 有学者指出，一种思想学说在异域能否发生影响以及发生影响的程度一般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其一是该学说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其二是该学说满足文化传播所涉国社会需要的程度；其三是这种学说与它传播地的学术文化传统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相近性。⑤ 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能对当时的中苏两国以极大的影响，也应具备以上三个条件。 首先，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 就其经验论来说，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同时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突出经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重视行动和人的创造性的哲学，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真理观尽管在其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从强调概念学说的工具作用出发，把实践放在实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重要位置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颇有相近之处。且其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及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而其思维五步法的方法论，强调了科学的怀疑精神，强调了假设在人的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作用。其教育学说，则是针砭传统教育而建立的现代教育理论新体系，强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诸多内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总体说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本身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合理因素。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正需要利用这一崭新的思想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痼疾。 其次，从中苏两国当时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反对迷信，鼓吹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时代最强音。实用主义的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要。当时杜威在中国所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与“五四”新知识界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尤其是其重行动、实效的哲学精神，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气魄正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价值取向。艾思奇在30年代评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时，曾有一段类似的分析。他说：“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他还说“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⑥ 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残留着浓重的农奴制的影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此时，俄国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教育体制陈旧、腐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工农子女很难到中学和大学里去读书。到1897年，俄国9～49岁的居民中，文盲占72％。列宁1913年曾在《论国民教育的政策问题》一文中写道：“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⑦ 十月革命后，苏俄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其首要的就是进行教育改造，从本质上改变沙皇俄国遗留的旧教育和旧学校，建立符合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新教育和新学校。基于此，苏联教育家则热心宣传介绍并借鉴美国的教育经验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因为在当时，用列宁的话来说，沙俄遗留下来的学校则“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学校。”⑧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生活教育和儿童中心的新教育观念等正是苏联当时改造传统教育所需引借的。同时，苏俄政府需要对沙俄学校进行民主化和世俗化改造，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正是一面主张教育民主的旗帜。另外，从表现形式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视劳动教育、重视职业教育的教育观与马克思主义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苏联初期在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时，选择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且予以极大的精力深入开展了实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