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与争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建国,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原文出处:
北京日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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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探讨与争论的问题。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随着我国著名思想理论家、历史学家胡绳参与这一讨论,并提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这个问题便一下子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其争论也空前激烈起来。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史学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之一。

      何谓民粹、民粹主义?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出现了一个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派别——民粹派。在俄语中,“民粹”一词的词根是“人民”,意为“归宿于人民”。民粹派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一般称“民粹主义”。目前,对“民粹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

      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历史上是存在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薄弱发展和农民土地问题的尖锐化,是当时困扰中国社会的两大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了平分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就是归宿到‘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列宁认为,孙中山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许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接受了列宁的这一观点,只是对孙中山民粹主义的浓淡色彩有不同看法。罗荣渠认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受到民粹主义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胡绳认为,孙中山“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还有学者认为,不仅孙中山有民粹主义思想,在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章太炎、朱执信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民粹主义思想。尤其是章太炎,具有“更浓厚、更突出”的民粹主义思想,但“他的民粹派观点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性”。由于孙中山、章太炎、朱执信等民主革命阵营的领袖人物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因此,在当时的革命派阵营中“弥漫着这样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民粹派思潮”。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这种民粹主义的根源还可追溯得更早,因为民粹主义主要是农民国度的产物。胡绳认为,“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发生在1851年-186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表现出了这种思想特征。孙中山来自民间,出身农民,他尊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自认为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所以“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曾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新华社1948年在解释毛泽东当时的有关指示时,也曾指出,“帝俄时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都“抱有绝对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实际上也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民粹主义思想。更有学者发现了墨子与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思想血缘关系”,认为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是经由“墨子到颜元到章太炎”,再到梁漱溟、毛泽东等发展而来的。

      中国人在向俄国人学习的过程中,从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民粹主义的源头,不仅是上面所说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有来自俄国19世纪民粹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当中国人在向俄国人学习时,从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罗荣渠认为:“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这在俄国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称之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在亚洲有甘地主义;在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一些代表人物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瞿秋白、杨明斋、恽代英、蔡和森等,曾在不同程度上同这个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想作过斗争。瞿秋白在建党初期就批判了“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也批判了孙中山的“民粹派式的社会主义”和章士钊的“农业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走社会主义。”其他中共早期活动家恽代英、蔡和森等也都坚持将中国转变为“工业国”,“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油腔滑调”。

      但是,中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度,这里和俄国一样,有着产生民粹主义的肥厚土壤。因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从其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上就受到民粹主义的浸染,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李大钊在其1919年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曾仿照民粹主义,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这篇文章就是“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并说:“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这位学者甚至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有的中国学者也认为李大钊具有“民粹主义的色调”,“李大钊大概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胡乔木认为“李大钊尽管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这个口号,但与俄国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重视农民,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一部分。毛泽东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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