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社会技术到政治技术：政治技术的出场路径 在传统的理解中，技术概念的内涵仅仅局限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财富生产的领域中，而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种种组织结构、规范、计划等是排除在技术之外的。但是，这种认识到今天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了“社会技术”的概念，而另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概念。李醒民指出：“反科学思潮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把自然科学等同于自然技术，进而又把自然技术的误用或滥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自然技术本身乃至自然科学，而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是由于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不够发达，未能有效地约束或制止误用或滥用自然技术的人所致。”1999年，陈志耕等人提出了包括“社会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工程”的“社会科学技术体系”①。有人认为，技术内涵变化经历了鲜明的二次转折，在现代社会，技术是指“人类解决社会和自然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它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可以表现为物质形态，也可以表现为非物质形态，但其最终目的都在于为人类谋取直接利益”②；它不仅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而且包括思维技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只存在自然技术。因为自然技术的发明、创新和扩散活动都是人的行为，与此相伴的就有人的历时性交流与共时性交往，以及人的思维的控制与改进。同时，自然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技术与思维技术，并且是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所形成的整合效应。”③也有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活动包含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个维度，“对于物的世界的解释和改变就成为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活动；对于‘人的世界’的解释同样也成为科学（精神科学）和技术活动。”相对于前者，可将后者视为“社会技术”（虽然这一概念“是对理解技术可能性的描述”，其“作出描述的合理性需要探讨”）④。也有人从“技术范畴性质（技术是属于实践活动的范畴，技术就是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技术概念发展史”、“社会发展的实际”三个视角来说明存在社会技术⑤。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论者对于存在社会技术持肯定意见⑥。 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对社会技术的概念、内涵、外延仍存在不同看法，社会技术本身仍作为一个内容广泛的问题出现，但将之视为一种类型的技术存在形态，则已得到相当程度肯定了。那么，在更微观的层次上，政治技术是否存在及如何发生呢？ 我们认为，政治技术属于实践活动范畴，缘于人类政治生活所需要，实际上是有组织的社会公共生活所需要。由特定社会的利益结构和力量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公共权力经历了由初期的公共权力形态到复杂的政治系统的发展过程，其中，历史主体日益扩大的社会实践导致了政治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主体对政治技术的选择、创造和运用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丰富的政治形态。这里包含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或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规律，自然，政治理性及其现实体现的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换言之，即政治技术成为实然的存在并发展着。如果说“社会技术是调整和改善人（组织）际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方法、程序的集合），是人们在利用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掌握和运用的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⑦，那么，从工具意义而论，政治作为解决集体生活的组织和分配难题的艺术，其技术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存在更是清晰而明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技术虽然主要地属于社会技术的范畴，但在特定的领域，也同样具有自然技术的特征，或者说，乐于或者倾向于采用自然技术的形式，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社会政治常态，甚至在某些领域，政治总是往往转化为或表现为技术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政治技术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仅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现实社会技术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现实中，无论是整体的政治过程，还是政治主体体现出的政治行为（统治、管理、革命、选举、决策，等），都表现出一定的技术特征。 政治技术作为客观的存在，中外学者们从不同方面都曾有所论述。就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自行为主义提倡微观化和精确化，以及方法上的科学化和技术化以来，在政治科学的发展布局中已经开辟出相当广阔的政治技术研究领域，而政治技术几乎已成了不争之论。如德怀特·沃尔多认为，“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在此，“政治技术”是就广泛存在的政治事实而言，是指“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用近年已被最广泛接受的语言来界定政治”⑧，而将其赋之以“技术”性，则无异于指明在政治事实中寓含着政治技术。罗伯特·达尔指出：“经验政治分析是科学吗？或者，它是一门艺术？依我之见，两者都是。政治分析的许多方面，非常容易在精于此道的人的督导下通过实践和训练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门艺术。”⑨安东尼·M·奥勒姆指出古希腊政治观点之所以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政治现实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18、19世纪的工业技术革命为现代世界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个革命导致了大量具有重大政治后果的变化——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概念的变化，关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合法界限理解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可以用来驯服统治对象的那些技术手段的变革”⑩。安德鲁·甘布尔在对“政治”概念的理解中认为，“通常，事关政府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以及政府治理的科学和艺术，都被视为是政治，这使它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11)可见，从技术范畴的延展来看，20世纪社会问题的突出，使人们普遍注意到“技术”本身的问题，并以此作为重要的视角切入到各门类的社会科学和知识门类中，显然，政治遇到的技术反思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政治技术的丰富性不仅反映在政治过程中，而且也寓含在以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延引发展的政治学理论路径中。 在国内，政治技术问题已经从纷繁复杂的技术世界和政治生活中逐渐浮出了水面而愈益明显地体现出自己的特点来。学术界对政治技术已有较为完整的界定。如有人认为，“政治技术，是运用政治权力解决复杂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难题的设置、经验、方式和技能。……大的如治国方略、小的如解决政治纠纷的措施，都属于政治技术的范畴”(12)；也有人认为，政治技术（或者说“政治社会技术”）是指“规范政治行为的规矩”、“政治生活中的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13)。 二、本质、特点和理论型构：政治技术的多面向性 （一）政治技术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