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潮流的冲击，福山“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化冲突论”的提出，都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现实问题。就我国文艺理论领域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现代处境，中国现代新文论传统的文化身份，构成了中国文论界普遍的现代性焦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1996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从那时以来，这个命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斥为“伪命题”者有之，主张“中西文论不可通约论”者有之，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已经失效”者有之，倡导“应当在古代文论母体内重建中国文论”者也有之。十年时间过去了，重新审视这个命题，清理其内在理路，回顾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其积极的学术建设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并非偶然的巧合，也不是由于人为的炒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是在西方文论严重冲击下，中国文论的现代发展所提出的严峻课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增强，以及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对世界文论发展状况的逐渐了解，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在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的极“左”时代，或者在八十年代我们对西方文论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所不能思考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当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论研究队伍，但是在现代世界文论体系中却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是欧美学者的“西方中心论”作祟，还是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能力不足？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文明冲突论”的冲击？中国现代文论的文化身份应当如何定位？怎样才能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现代中国文论体系？置身于现代世界文论格局之中，我们从文论大国发展为文论强国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沿着这条思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独特智慧，重新进入了我们的理论视野。 当讨论传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资源对于当下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意义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论资源，其实是复杂和多元的，简要说来，大致包括三个文论传统，一个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一个是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还有一个是西方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主要是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地讲，其主体部分，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强势地位的现代西方文论，也挟当今世界文论前沿的汹涌澎湃之势，进入中国境内并有效地参与了中国文论建设。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是指未受西方文论影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实际上是指在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论，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实质上就是中西文论冲突与汇通的问题，中国文论的古今关系实质上就是中西关系。 现代西方文论之所以受到中国文论界的格外青睐，形成了关于它的“有效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现代西方文论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今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经济一体化席卷全球，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中西文学艺术的发展，互动性日益加强，在艺术种类、艺术样式、艺术风格、艺术潮流、艺术趣味等方面的趋同性日益增强，许多新兴的文学艺术现象，如大众审美文化的勃兴，包括新媒体艺术的出现，不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难以解释，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而言，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相反，现代西方文论的近期发展，对西方的类似问题往往做出了及时的阐释，在面对中国语境时，由于问题的类似，这些西方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最新的理论资源，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因此，援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在沿用西方理论时，如果我们流于“以论带史”，强现实以就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本土的一些独特现象，使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成为西方文论的现成注脚，这就会使论述过程变得更为方便。 对外来理论的机械套用，必然丧失本土话语创新能力的需求，当我们在大量援引西方理论方便和直接地阐释中国文学艺术现象时，似乎西方的理论已经足以解释我国文学艺术中的问题，我们也并不需要自己的理论，西方的理论逐渐取代了中国本土自己的理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付出了丧失了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理论创新能力的代价。从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以来，“以西释中”的做法在中国蔚为风尚，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论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直至到1970年代台港学者将其提升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方法，而台港学者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恰恰是对西方文论资源的推重和对中国本土古代文论资源的排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始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主流。 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落，形成了关于它的“失效论”，造成中国古代文论“失效论”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首先是语言形式的全面变革和文学艺术态势的剧烈变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语言深刻影响的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中国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表述手段，而中国古代文论是以文言文作为表述手段，如同外国语言一样，需要经过翻译才能成为白话文，这种言说方式的革命性变化，造成了两者在理解和沟通上的巨大困难。中国现代文论是在西方文论的示范和影响下形成的，遵循严密的形式逻辑推理，构建宏大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重体悟、轻体系，概念范畴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这又造成了中国古今文论对接上的困难。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类基础，是诗文正宗，而中国现代文论的基础文类，起初是小说戏剧，后来也包括电影，现在则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以影视为主体的多媒体视觉艺术成为基础文类，这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整套曾经是行之有效的概念范畴体系，在面对五光十色的中国现代文学艺术时，阐释起来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更无法有效地介入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