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6-0100-09 中介的寻求与打通：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之途径 当代的中国文艺学，虽然不乏乱花迷眼的景观和车载斗量的论著，但若从理性的、自觉的方法论建设上来看，还是远非理想的。之所以这样说，并非仅是笼统地挑剔，而是觉得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条件和能力使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有更为坚实的民族基础，有更为充分的理论资源，还应该加上更为科学的、可行的方法论。 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文论思想及方法的借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又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的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多以西方的美学和文论流派为自己方法论的支撑，因此，在合理地构建民族化的文艺学理论体系方面，至今还尚未形成自己的阵势。事实上，中华文化的传统和资源，是可以支持我们建构起更为完整、更为强大也更为富有理性色彩的当代中国文艺学理论的。作为理想化，我以为并非是不可能的。 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一个命题，已在20世纪末提出，在学术界引起过广泛的重视和争议，也有了很多相关的理论阐述。这个问题延续至今，说明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和真值。但是，这场讨论虽然趋近我们设想的目标，却又由于问题提出的出发点、立场是古代文论范围的，也因为研究主体都是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学者，着眼点基本上是在于古代文论如何在当代发挥作用，较少从中国的文艺学当代建设的角度来观照，所以觉得还是有些“隔”的感觉，但毕竟是把这个问题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文艺学建设应该是谈论古代文论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如此，古代文论才能真正成为当代文艺学中活生生的、有机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真正在当代的学理阐述及艺术评论中充分发挥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的作用。在我的理想状态中，不是我们作为古代文论的专门研究来谈它的当代价值，也不是在文艺学理论构架中专门开辟一部分来容纳古代文论及美学，这样做当然也都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失为一种持存中华文化中的文艺的、审美的理论传统的重要方式，但仍不免使人感到是为了古代文论的生存而刻意为之。我觉得有更为积极的立场可以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 我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基于这样的前提：中国当代的文艺学之所以难以形成能够与西方文艺学相匹敌的学理阵容，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对西方的理论依傍太多，缺少自己的“骨骼”；二是没有用好、用足中华民族的理论资源。当代文艺学所面对的文艺现实和审美现状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这是我们应该清醒看到的。从学理的层面上，我们认真地思考过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本民族的哲学基础的问题吗？我们又在怎样的深度和难度上以我们民族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方法来进行当代文艺学学理建构的尝试？我们也许有许多人、许多时候做过这种尝试，但往往是在结果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知难而退了。其实，“转换”也好，建构也好，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就是古今之间的中介问题。能否这样来看当代文艺学的学理建设或古代文论的研究进展：切实地解决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的中介难题，使很多具有中华民族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及思维方式的古文论或美学的范畴、命题乃至方法，成为当代文艺学学理建构的有机部分，是将整个古代文论研究和当代文艺学向前推进的关键所在。如果说20世纪末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而到今天，我们还能停滞在这个层面上吗？依我看，能否打通这一关，这是当代文艺学建构的关键，同时，也是古代文论研究整体提升的关键。 我没有这种奢望，即用古代文论或美学来涵盖乃至取代当代文艺学。无论谁做此种想法，都是过于天真或者说简单化的。时代不同了，文化背景、审美对象都早已是“斗转星移”了，如果真以为古代文论能够取代当代的文艺学理论，那就不免荒唐了。但是，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失去它们的生命力了吗？我是坚决持否定态度的。今人与古人之不同，自然是毋庸置疑，但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审美趣尚有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是有深远的传统的。我们并非刻意去制造这种差异，而事实上，中国的文学艺术的辉煌，古往今来，都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之中的。即便是当今的作者和受众，也是在本民族的审美心理基础之上进行创造和欣赏的。这样一个传统，这样一个氛围，这样一个场效应，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是血脉相承的。我们谈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学理建构，谈论古代文论作为当代文艺学的资源，是有着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的。 常常听到这样一种习见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论缺少体系性和思辨性，是以直观感悟取胜。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却是相当表面化的，也是缺少深究的，但这种观点在相当普遍的范围里影响着人们对古代文论的价值判断，制约着古代文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化。既然如此，这样一些直观的、零碎的感悟之言，能够担当得起学理建构的重任吗？这不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而是人们对于古代文论的基本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表述过我的不同看法，现在为了阐明我对当代文艺学学理建构中古代文论与美学的作用的看法，我愿意再次申明我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有着非常坚实而深厚的哲学基础，又有着鲜明的审美体验性质，一些重要的文论和有丰富美学价值的论著是具有高度的抽象属性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等等。中国的文论和美学思想，有着整体的体系性；一些重要的范畴或命题，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诸多的文论家或艺术理论家反复运用，踵事增华，形成了流变的、不断丰富和扬弃的体系。如意境论、形神论、情景论等。这种有着多主体的参与、建构的体系性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体系性。其中一些重要的命题或范畴，以其为核心，所形成的体系是贯穿于近乎整个中国文论史或美学史的首尾的。我曾经这样阐述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质：“中国古代的文论，则较少这种(指西方思想家的体系)具有很强的体系论证的范畴，而多有在历代相沿的使用中形成的一些源远流长的范畴或命题。如‘气韵’、‘情景’、‘风骨’、‘言不尽意’，等等。它们尽管都有自己的提出者、首倡者，尽管也有相应的义界阐释，但其意蕴往往并不止于初始时的范围，而是在其千百年的传承和运用中既保留了其基本的义界，又不断地增添着许多新的内涵。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范畴、命题，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延展性。它们的义界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可以不断添加的，因而，就使其有了更多的生成的性质。”① 这是我对古代文论的体系性问题的基本看法。这使我意识到历史的方法在我们对中国文论和美学观念的把握中是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