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5）06 —0063—07 一、来自余华的启示 1992年12月和1995年12月，余华分别发表了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近十年来，仅在南海出版公司，这两部小说就重版了二十多次，发行数10万册之巨。2004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余华作品系列”十二种，《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亦名列其中，一年之后，再度发行9万余册。除此之外， 它们还先后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日文等，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进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兰登书屋。 与此同时，《活着》还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1994年），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2年），并且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2000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被列为中国百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2005年7月，沉寂十年之后的余华再度出山，他的长篇新作《兄弟》（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20万册，一周之内便发行告罄。 余华的这几部小说既没有多少时尚的元素，也没有十分强劲的市场炒作，更没有获得过国内权威的文学大奖，但是，在很多人都认为文学已经不断走向边缘化的时候，它们却制造了中国当代小说在读者中的一个奇迹。 那么，在这个奇迹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广大读者？ 倘若从审美接受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会很多。譬如，这几部小说的故事都很简单好读；譬如，它们的主人公命运都跌宕起伏颇有悬念；譬如，它们的悲剧色彩都很浓郁让人回肠荡气……但是，我以为，这些并不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核心因素，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这些都不是难以企及的艺术目标。 事实上，真正让读者引起长久共鸣的，是余华对生存苦难的深切关注和体恤，对日常生活中许多人性温馨的重新发现，对生命中最本质的善与真的敬畏。余华曾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P145) 正是这种“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轻松地绕过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口号迭出的文坛表象，直接将审美理想建立在对苦难的深情体恤、对生命的无限敬畏之上；也正是这种“展示高尚”的坚定的写作信念，使他在面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时，总是能够有效地激活大众的共同情感，让人们在同情和悲悯的浸润中感受到生之不易，就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2](P368) “帮助人们挺立起来”，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充满了道德色彩的伦理口号。然而，当它植根于作家的灵魂之中，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追求，它就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化的命题，而是一种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基础的文学信念。这种文学信念一旦被确立，将会使作家对人类的生存苦难保持一种高度敏锐的姿态，并在同情的眼光中获得精神追问的深度，在展现人性丰饶和复杂的同时，使文学真正地回到对人类生命尊严的关注上来。 二、信念的边缘化 遗憾的是，在当代文坛中，这种坚定的文学信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崇。尤其是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很多作家都非常简单地认同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正在走向边缘化。而且，在这一认同的背后，还潜藏了另一种自给自足的理由：这种边缘化了的文学现实，注定将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 我对这种“边缘化”的看法一直持以怀疑的态度。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倘若我们的文学真正地边缘化了，那么边缘化之后的文学虽然不会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热点，但它却能够有效地剥离附着在其自身内部的许多非文学功能，使它更进一步完成艺术的自律性。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考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文学艺术与政治、哲学、科学和历史一样，只有拥有相对完整的科学的自律空间，它才有可能更加健康地发展。第二，真正的文学边缘化所产生的严峻现实，将会自然而然地淘汰那些功利性作家的写作行为，因为它不可能让作家们在短时间内满足一些世俗的愿望。这种严峻的现实，将会促使文学远离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表达，回到纯粹的精神生活中来，回到那些因内心的需求而写作的人群中来，从而有效地保障作家队伍的纯粹性。 不可否认，这两种情形在当今的文坛中也确有体现。譬如，有些作品就非常自觉地逃离各种庸俗的功利表达，并在艺术本体上不断地展现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不少作家也因为社会身份的危机而销声匿迹，作家队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但是，从文坛的整体格局上看，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虚浮苍白且焦躁不安的功利性写作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借助各种反自律性的表达手段，通过暧昧性的感官迎合，让作品谋取市场利益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新崛起的青年作家，精神格调与审美眼光普遍不高，创作热情却是异常高涨，感官化、粗鄙化、表象化的率性之作大量涌现。这种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的创作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明了某些作家为了重新谋求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身份或世俗化的物质利益依然在进行各种突围表演，而并非是真正边缘化了的作家在艺术自律性上的自觉努力。换言之，它并非是一种文学走向的边缘化，而是作家信念的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