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在由卢卡奇、葛兰西等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总体是一个怀特海所说的“主词”(God-term)，在对该词这一地位的奠定上，卢卡奇功不可没。正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论文集中第一次最明确、最自觉地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精髓给予了阐发和捍卫，并从此开启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与第二国际和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均为不同的新视阈，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支持。在他的论述中，这个概念具有纵横两个向度的意义。从纵向来说，它是关乎人类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表征的是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与解放的总体趋势。从横向来说，它是关于人类认识社会历史的辩证法概念。在这个向度上，一方面它彰显现实与总体的联系和互动，否定孤立静止、永恒不变的社会现象，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总体历史中特定阶段的产物，都将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终极完善。另一方面，它强调无产阶级在这个总体进程中的历史作用，认为它的实践作为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现实领域，最终将能够克服理论与实践、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割裂，摆脱资本主义物化或异化，使人类社会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于一个认识主体来说，正是对总体的意识保证了他对历史的辩证认识。反过来，也正是对历史的辩证认识，又产生了他对资本主义之暂时性和过渡性的洞悉，从而看到并自觉促进历史的总体走向。而这样一个主体，在卢卡奇看来，只能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个体的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才能导致对历史的辩证总体认识。 综述 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总体概念在人类思想史和宗教史中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总体中的这一向度，但凡接触了其理论的人，都能够一目了然。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把这个总体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版本的救赎观念，如意大利社会学家法莱罗(Guglielmo Ferrero 1871—1942)认为马克思具有末世想象力，只是他把基督教末日的善恶决战战场(Armageddon)搬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并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称做迄今为止犹太人所做的最狂妄的弥赛亚主义，声称比耶稣的福音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哲学家海登·怀特则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可看到一个原始的象征层面，即便那些“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如布洛赫、本雅明等，对这一历史总体的重新阐释也还是带有宗教乌托邦或末世学的色彩。 如果说上述诸种观点都用某种神秘主义来归类总体，理性主义则用科学来否认总体，如当时的经典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性”和生产方式的“纯事实”为依据而将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归类为一种宗教信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则“用科学性把总体打入冷宫”，似乎马克思主义总体思想阻碍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研究。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理论家，如波恩斯坦，似乎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圣书”，但却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而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革命性，因此，最终也和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现实难以打破，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没有革命的“进化”和没有斗争的“长入”来完成。但是由于他同时又从所谓的经济规律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具有永恒的可持续性，那么这种“进化”和“长入”观无疑不过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默认和无奈。 对于上述种种意识，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总体的理解是与内在于其中的辩证法总体相割裂的，因此，必然看不到这个总体与现实或历史的联系，更无法把握在这个联系中那些至关重要的中介环节，如实践、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的历史能动作用，因此必然把这个总体看作人类思想史上司空见惯的乌托邦理想或空洞结构，看不到历史的辩证发展趋势。在卢卡奇看来，这是由物化的意识所导致，这种意识表现为二律背反的认识模式，即认为现实是不可改变的自在之物，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存在，因此只能被认识、接受、顺从。在资本主义经典经济学的认识体系中，这个现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在物化的意识看来，这些力量都是强制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意味着一切变革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任何对未来社会的向往最多不过是一种伦理立场而已。 这种意识本身又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物与物的关系往往掩盖了其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即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产物。这就使得物化结构变成了一个“第二自然“，一种必然性，超越了人的把控能力，并由此而导致物化的意识，使人被锁定在这种对既定现实的认识模式中，因此也就被锁定在现实本身中，看不到超越之路。 虽然资产阶级理性曾经在蒙昧时代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发展了科学和工业，使人类走出了第一自然的束缚，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它被用于社会分析时，却起着一种保守的作用，维护资本主义的现实，特别是随着学科分类的不断精密化和局部真理的不断产出，它越来越用局部的稳定否定总体的发展。它的影响已经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到了马丁·杰这样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当代学者这里，连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本身也被变成了一种整体主义或系统思维方法，即又一种科学主义的方法论。马丁·杰甚至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方法的种类很多，如结构主义、系统论、格式塔心理学等等，都可归为同类。他由此否认卢卡奇所谓“马克思主义因其总体观念而与资产阶级思想不同”一说(卢卡奇：1996，76)，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