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对艺术理论自身的反思和清理。只有对于艺术理论自身有了新的理解，才能推动艺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艺术本体论角度看，艺术理论不是对艺术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而是艺术本体的悬设和创造。 一 我们过去把艺术理论当作对于艺术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当下中国的艺术理论的体制化的倾向，某些话语成为不可逾越的理论权威，形成了艺术理论的自我的封闭性和创造性的匮乏。 这种“艺术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论是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知识论盛行的结果。尼采认为当今在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识”实际上是把人生的意义等同于知识，这是知识论的最早的起源。尼采把这种观点称之为“苏格拉底文化”。这种文化的理想是产生理论型的人。这种人是具有最高的认知能力和能够为科学奉献他的力量的人。我们现有的教育包括艺术教育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在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之间会永远存在矛盾。他认为科学精神曾经破坏了神话，也把诗歌从它生长的土地上弄开而使其无家可归。以康德和叔本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认识到并强调了科学的限度和人类认知能力本身的限度。他们否认了科学对普遍有效性和达到普遍目的性的认识。尼采认为用智慧取代科学是人类的最高目标。科学思维仅仅是人类思维中的一种，把它提升到最高的地位是科学霸权的表现。科学仅仅是人类把握外在世界的工具，对科学的强调就等于放弃了对人的内在世界的探索，使人变成失去了精神性的存在物。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理性消解了人的“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看到了哲学向科学靠拢的结果是哲学的地盘几乎被科学全部占领，人文价值正受到科学技术的威胁。哲学当下进入全面性的存在的“遗忘”之中，用计算性的思维取代了沉思之思从而导致了“无思想”状态。他认为技术思想在人类的思想中占了支配地位而技术理性消解了人性，同时科学技术破坏了世界的“和谐”。于是，他提出“在”不是知识论的问题，应该用诗化的方式去把握“在”。他认为艺术是“无”即“在”，而艺术后面加一个“品”字，艺术就由“在”变为“在者”。“品”即为“物”。海德格尔对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艺术成为“品”是艺术家创造的结果。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呈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通过人工“建造”来完成的。正是通过人工“建造”，那些颜料、色彩和石头等才有了生命。重视人的意义在于西方哲学专注于对“在者”的研究而放弃了对“在”的思索，海德格尔要扫除这一蒙蔽在哲学上的迷雾，揭示“在”的本质。但是，对“在”的揭示不能离开对“此在”的存在方式的追问。因为，“此在在世”，就是说，人存在于世界之中，“在”总是通过“此在”来显示的。这样看来他带领哲学离开了科学又走向了艺术(诗)。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社会，知识作为生产力，体现为权利象征，谁掌握了知识谁就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集中探讨了“叙事危机”(the crisis of narratives)话语。他认为近代以来，哲学和科学一直处于相冲突的状态。科学认为叙事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不断地步步紧逼，让叙事出让自己的地盘，成了文化帝国的主宰者。叙事则不断地容忍和退让而放弃了维系“宏大叙事”的功能。科学霸权的结果是单一的话语导致了生活的平面化和人文关怀的缺失，从而也使艺术理论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一切都说明在我们的艺术理论的研究中消解知识论立场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二 建设21世纪的艺术理论需要理论观念的更新，只有更新理论观念我们才能创造新的艺术理论。这里有一个解释学讲的“解释的循环”的问题。理论需要创造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们用传统的思维模式来进行理论研究是不会有新的理论创造的。从艺术本体论角度看，艺术理论不是对艺术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而是本体的悬设和创造。对于上面讲的知识论导致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分裂的反思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看到了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以后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事先假定认识的对象存在，然后规定人们的认识要符合那个不依赖于人的认识的“自在之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命题。他一方面坚持了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仅仅具有经验是不够的，因为它解决不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问题，其中一定包含着某种先验的因素。于是，他提出了“我们如何能够先验地经验对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传统的“人的认识符合对象”的思维模式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康德对此来了一个颠倒即“对象要符合人的认识”。这说明只有通过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去规定对象，才能够获得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这种变革被称之为“哥白尼革命”。康德认为主体联结感觉质料的先验的认识形式作为经验的法则，表明我们只能认识到事物的表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从而证明了科学知识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康德把本体实践理性归为信仰领域，从而将其排除在科学认知的领域之外，提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的问题。康德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仅限于经验的领域，自由的领域是超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是不受认识形式的限制的。这样，就为实践理性开辟了道路，为道德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康德认为认识论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而去探究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可能性和本体论不考察人是否具有掌握世界本体的能力，从而谈论世界的本体，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便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查，主体的认识能力决定着知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种对主体认识能力的研究为主体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为以主体自我反思作为出发点去理解世界指明了方向并为生命哲学的本体论建构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认为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思维只能认识“物”，而不能达到对“在”的把握。这样，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在”的遗忘史。海德格尔的目的是通过对“在”的把握去认识存在，但不是对“存在是什么”问题的追问，而是对“存在是如何存在”的问题的追问，即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在他看来一切“在者”皆因“在”而存在，反之，任何“在”也是“在者”的存在。“在者”是有规定性的存在。这样“在者”具有“去存在”的本性，这就是“此在”即我们向来所是的“在者”。“此在”的“此”为存在于此得以展开出来的境遇。“此在”始终处于“在”之中，并且是规定自己的存在和筹划自己未来的“在者”。这种“在者”的存在就是“生存”，这就把存在引向了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把日常生活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存在通过此在的生存活动开展出来以达到本真状态。我们要达到本真的存在就不能用知识论的方式，而应深入到“始源状态”之中即“在世界中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融为一体，才能显露存在的意义。康德最苦恼的事情是如何“把握外在世界的实在性”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我不在世界之外，世界也不在我之外，两者是一体的存在。这其实近似于道家的“物我同一”的状态。海德格尔以“此在”于时间的境域的展开来进行形而上学的追问“为什么在者在无反倒不在？”对“无”的追问显然是非科学的，理应是哲学的问题。科学只问“在者”，哲学才能问“无”。因为“无”是科学所达不到的，所以，谈论“无”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人们要谈论“无”只能用非科学的方式如艺术、哲学等来进行。从这里他完成了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换，换句话说，海德格尔使本体论得到了复兴。
